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第二次修正）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19:51:41 浏览:9805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第二次修正）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第二次修正）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4年9月28日河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9年11月8日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
93年6月15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若干条款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任免范围
第一节 省人大常委会
第二节 省人民政府
第三节 省高级人民法院
第四节 省人民检察院
第三章 任免程序
第四章 监 督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有关规定，结合我省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负责工作人员、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须由常务委员会决定、通过任免的其他人员，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凡须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符合任职条件，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请任免。
第四条 凡须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常委会未通过公布之前，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布；未任免前，不得到职或离职。
第二章 任免范围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试论司法程序对名誉权侵权构成的影响
李 春
作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名誉权侵权构成要件有以下四项：一、侵权人向受害人实施诽谤(或侮辱)等行为；二、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名誉社会评价降低；三、侵权行为与受害人名誉评价降低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侵权人具有过错。其中要件二即指损害结果，由于个案的不同情况，具体的损害结果如何则有赖于司法实践来阐明。由于社会评价的发生需要有关被评价对象的诽谤语言公之于众这一事实，因此诽谤语言是否被公开成为实践中名誉权侵权是否构成必须考虑的条件；也就是说，侵权人只有在公开场合或使公众了解的方式对受害人实施侮辱、诽谤行为，才能发生受害人名誉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结果。从目前的实践的一般情形来看，这一条件的认定可谓简便，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因其牵涉到其它的权利或秩序，界定起来就会有相当难度，容易成为争议的焦点。本文拟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对“司法程序”这一特殊场合下的“公开”的认定以及名誉权在司法程序中如何平衡的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两个案例
(1)杨某系单位前承包经营人。双方因承包等问题进入劳动仲裁程序。单位在仲裁答辩状中指陈杨某有私吞单位款项和非法经营的情况。杨某以该陈述缺乏依据起诉单位侵犯其名誉权。一、二审法院判决单位答辩陈述不构成名誉侵权。
本案争议的行为发生在作为准司法程序的仲裁过程中，该案中被诉人根据申请人杨某的仲裁申请书提出了载有争议内容的书面答辩状，该答辩状除交仲裁庭外另有副本送达杨某。
一、二审法院在判决时都强调了以下观点：争议解决程序中单位的书面陈述虽然并不一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但由于该陈述是就双方劳动关系中有关争议事实向争议解决机构提交的答辩，是按照特定的司法程序提起的书面材料，对于单位来讲，其不存在侵权的故意，且答辩的行为并非公开场合下对杨某人格的侵犯，被答辩人也不存在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结果，因而不构成名誉侵权。
(2)齐某在另案庭审结束签阅笔录时，以秽言辱骂对方当事人周某。周某以齐某在公开场合侮辱其人格起诉齐侵权赔偿，一审判决齐某侵权并作赔偿，二审改判侵权不成立。
本案由二审不开庭案件在询问程序时的纠纷引起，纠纷时在场人除主持询问的法官和书记员外，还有双方当事人都相熟的旁听人员。齐某的言语带有侮辱性，其针对的对象是周某，这两点在两级法院审理时都得到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齐某在包括法官等多人在场的公开场合以言辞侮辱周某，使周某的名誉受到了损害，构成了名誉侵权，对此齐某应予赔偿；二审法院则认为，法官应当控制整个法庭审理程序，如果当事人违反法庭秩序，法官应当立即阻止并视情况进行制裁，本案中齐某言行虽“有失检点”，扰乱了法庭秩序，但只需“批评教育，尚不足以构成名誉权的侵害”。
尽管劳动争议仲裁对程序的进行没有规定，但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程序的进行采取不公开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40条)。在事实上，前一案件中除了双方当事人之外，仲裁庭的组成人员(三人)是仅有的了解争议内容描述的第三方。该案的关键问题随之产生，即仲裁庭组成人员的知情是否已达到了名誉侵权要件构成中的“公开”这一要求?法院的判决中对“公开”的标准问题虽未予直接讨论，但其提到单位行为并未造成杨某损害结果这一节表明：虽然单位已为其答辩内容赔礼道歉，但由于单位不存在侵权的故意，且有关的书面陈述是在特定程序当中进行，还未达到可以被公众评价的“公开”程度，因而未造成名誉损害的结果。在这里，仲裁庭组成人员未被视为名誉侵权构成中名誉降低与否的评价主体。
与前案相似的是，后一案件中名誉侵权的争议事实发生在特定的司法程序中；不同点在于，前案系争的侵权描述来自书面的形式，后案中则为言辞，前案只有仲裁庭成员是知情的第三方，后案中则除审判人员外另有多位旁听人员在场。在这里，言辞的形式和多位旁听人员的在场，是否足以构成在公开(公众)场合下侵权行为的发生了呢?两案中的区别是否足以使案件的处理有不同的结果呢?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处理的分歧也正在此。一审法院构成侵权的观点表明的是，旁听人员的在场使得诽谤语言的公开成为必然，而随之产生的他人评价显然会对被诽谤人的名誉造成特定的影响；二审的着眼点则强调了法庭秩序、之于个人名誉权的优先，但它对法庭秩序对名誉侵权是否有绝对的阻却也存在着明显的犹疑不决，因此在论述名誉侵权未构成时的理由时，二审强调的是齐某言语“有失检点”——即暗示言语未达到诽谤，该理由显与法院查明的有关“言语具有侮辱性质”之事实有抵触。
在以上两个案例中，系争的言语(不管是书面或口头)是否为虚构的事实已不是法院首先需要审查的内容，而“司法程序作为特殊场合对名誉侵权构成有何影响”成为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问题。
二、司法程序是否能够成为名誉侵权构成的阻却事由?
对此，现有法律虽没有明确规定，但笔者持肯定观点，以下试从正当妨害法理、司法程序的特殊性以及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等三方面论述相关理由。
首先，现实的社会制度中任何一个法律主体的权利必然会在某些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是法理上所谓正当妨害的原则。而司法程序对名誉权的一定限制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中，任何权利(权力)都应受到相应的限制，这是协调整个社会机制运作的要求，也是更好地保障个体权利的需要。而对于限制的范围或界限而言，则由权利在运用场所中所涉价值之间如何权衡而定。譬如本文中所涉，即公民的名誉权与整个司法制度设立中所包含的价值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
其次，这是司法程序特殊性的要求。
1?这是司法程序所包含价值的特殊性的要求。作为一种法律设定的纠纷解决程序，司法程序具有高度严谨、高度专业、高度公开(法定情形除外)和终局的特点。而当事人的参与则是司法程序得以运转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实现司法程序设立目的最有效的途径，因而在各国的制度中都受到作为根本大法——宪法的保障。由于司法程序中“案件事实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争议性”这一前提的存在，使得当事人为了自己的主张在程序中尽力行使攻击和防御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加之法律争议及程序进行本身的高度专业性，当事人行为难免发生偏离争议主题的情况，甚至可能在形式上构成侵害对方当事人在日常场合下法律予以保障的某些权利。尽管如此，为了保障和鼓励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充分行使权利这一更重要的价值，只要当事人的行为与案件争议有特定联系，各个国家在司法中一般对当事人诉讼行为都尽量减少控制，并且相应地对某些影响诉讼权利行使的日常权利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即允许妨害在正常限度内的发生。从另一方面来讲，司法秩序是维护司法制度存在和实施所必需的，公共利益要求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充分尊重司法秩序，当司法程序与当事人的某些日常权利发生冲突时，后者让位于前者也就理所当然了。本文讨论的名誉权即可列入此类日常权利范围。
在美国侵权法理论及判例中，诽谤语言(包括言辞或书面)受某些特权(privilege）的保护而使言论者免受追究。其中，司法程序是所谓绝对特权（absoluteprivilege）场合下的一种。在司法程序中，法官、律师、当事人、证人都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不管他们说了什么话，也不管他们说话的动机如何，都不会承担诽谤的责任。1尽管这种观点有所偏颇，但它反映了美国司法实践追求的抽象价值，表明其司法观念中对司法程序优先及安定的重视。
从我国现有的司法解释来看，法释26号第五问中指出，“公民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没有明确“有关部门”的范围，但从刑诉法对公民当事人可以依法就轻微犯罪案件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控告的规定来看，刑事自诉显然也符合此条解释中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的条件。由此可见，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虽然还未有关于司法程序对名誉权侵权构成有何影响的明确意见，但该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了司法程序可以阻却名誉权侵权的构成。
2?是司法人员职业要求上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司法人员的配备必须符合司法的严格要求，他必须具有高超的职业技能和高尚的道德素养。从保障整个法律程序正常进行以及职业上的要求来看，司法人员对于司法程序中当事人的言辞或陈述，除非与审理的争议有关并被法定的证据证明，否则不能够接受或者相信；更不能随意将当事人的有关言辞加以传播或就此公开评价当事人的名誉、品质，否则将受到违反职业纪律的处罚。因此，司法程序中发生当事人以诽谤性语言攻击他人名誉时，即使司法人员地场，他们也不应列入参与社会评价的“公众”范围。本文案例一中答辩状的内容陈述即使确实有捏造、虚假，也因为该答辩状的内容未被公开到当事人双方和仲裁员之外而不构成名誉侵权。
3?是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和司法成本的要求。作为争议解决的终局程序，特别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效率是司法程序如何设置需要考虑的重要价值之一。如果法院支持当事人动辄以对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言行侵犯名誉权而要求承担责任的请求，那么当事人正常诉讼权利的行使就会受到很大的牵绊，诉讼程序中的攻击防御就会无法充分行使，最终实质损害以当事人进行为原则的诉讼模式；同时，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司法成本就会成几何级增长，讼累无法避免。因此，确立司法程序对当事人名誉权构成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可以减少诉讼发生，降低司法和诉讼的成本并相应提高司法效率。
再次，从名誉侵权构成的法理来看，社会评价进行的前提是系争诽谤语言的“公开”，而司法程序中亦要求程序“公开”，对此，在论述司法程序对名誉权构成的影响时，有必要对作为司法原则的“公开”与名誉权构成要件中的“语言公开”之间的差别做一甄辨。
侵权构成中的公开是从“公开”的字面含义来讲的。它与“公布”、“公告”有着相近的内容，它强调了特定行为“使秘密的成为公众所知的”2这一过程及结果。在名誉侵权案件中，除了原、被告双方外，只有当系争诽谤语言被传播到第三人知晓后才能构成“公开”。因此，名誉侵权中的“公开”指的是被告将系争的有关原告名誉的言辞或书面传达给原、被告之外的第三人知道的情形。而司法程序中的“公开”则是从宪法及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来讲的，它强调的是一种法定的程序规定。在这里，“公开”就意味着当事人可以按照程序法的各项规定参与到诉讼中去，行使诉讼中的各项权利；意味着司法人员的行为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违犯即为渎职，并且其在程序中每一项产生法定后果的行为都将受到当事人的挑战和特定程序的审查；同时，也意味着司法程序的进行是向社会公众开放，应当接受社会的正当监督。可以这样说，司法程序中的“公开”是远远超越其作为一个语词的含义的，他包含了司法制度设立时追求的抽象价值及该价值在程序上诸多方面的具体体现。因此，绝不能将司法程序的“公开”简单地等同于事实上的“公开”，司法程序的公开不必然等于程序进行中名誉侵权语言的公开。
另外，这一问题的讨论给予的提示是，我们应当将名誉权侵权构成中的名誉权和仅仅作为一个名词概念的名誉加以区分。并不是所有有关公民名誉的内容都会上升到法律保护的名誉权范围。
三、司法程序阻却名誉侵权构成的限度
如前所述，司法程序虽可以阻却名誉侵权的构成，但该功能的发生是在相应范围内的，这里的理由同样是正当妨害法理。由于个人权利容忍妨害限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保障群体权利的合理实现，但容忍绝不意味着个人权利的剥夺3，该妨害亦只应当在正当的范围内发生。因此，司法程序的存在绝不能抹杀名誉权的存在和在其受侵害达到程度时应受到的保障。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司法程序中是否保护名誉权的界限。那么，这一界限又该如何设置呢?
笔者认为，这一界限应定位在系争语言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上。即，当双方当事人间形成争议的语言陈述与司法程序所处理的事实及其处理有特定的联系时，即使该些陈述对另一方的名誉产生影响，亦不应认定为名誉侵权；但如果该些陈述与司法程序中的案件事实及处理根本毫无关系，那么发表诽谤言语的当事人应当为其行为承担诽谤的法律责任。比如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一方怀着必要离婚的念头，不再顾及对方的点滴好处，在庭审陈述中将自己的恶感发挥到感情的极致(这在该类案件中是常会发生的场景)，该些陈述中就会有譬如“他(她)生活作风不正派，滥交男女关系”(尽管平常对方可能只是比较喜欢社会交往)、“他(她)懒惰异常，从不负担家庭义务”(尽管实际上从平常眼光看来对方并未到此地步)等等，该些陈述当然有关针对方的名誉，但它们与案件的处理(判断双方矛盾的起因、是否能够和好等等)显然密切相关，如果由此些陈述引发侵权诉讼并由陈述方承担言语的诽谤责任，显然会严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表达，并由此影响法官对离婚案件的处理判断。也就是说，司法程序在这种情况下阻却名誉侵权构成获得的利益更大。同样举另外一种情况，在债务纠纷案件中，债权人为证明债务人信用差，提出该债务人在外另有大量未偿还之债务并在其他诉讼中败诉，该些陈述虽有关债务人的不良名誉，但由于与案件处理有相应的联系而应为司法程序阻却；如果债权人在审理中提出债务人“道德败坏、在外卖淫(嫖娼)、吸毒”，由于该些陈述与债权债务的处理没有任何联系，司法程序这时对名誉侵权构成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了。综上所述，系争侵权言行与言行发生时司法程序中处理的案件事实、处理的联系如何，是司法程序对名誉侵权构成是否发生阻却的认定界限。前文提到的司法解释中对“当事人借检举、控告之名行侮辱、诽谤之实造成名誉损害的情况，由法院受理并予处理”的规定也明确了当事人正当言行的限度。
本文中周某诉齐某一案中，二审法院提出法院审理应由法官控制进而维护整个司法秩序，因而尽管当事人侮人之辞“有失检点”，也只应由法官对其进行司法制裁，而不应当构成名誉侵权。该处理中反映出来的司法制裁可替代当事人另行的诉讼救济以及视司法程序的阻却性为绝对的观点无疑值得商榷。
四、司法程序中名誉侵权的处理程序
前文提及的司法解释中明确，当控告和检举符合法律规定而被控告人起诉名誉侵权时，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并且又规定检举、控告行侮辱、诽谤之实时法院应予受理。这一规定使得法院在立案受理前就已将是否构成侮辱、诽谤进行了认定，有先定后审之嫌，与民事案件受案以程序审查适格为标准的法律规定显然是相违背的。从本文论述的中心问题可以看出，司法程序对名誉侵权构成的影响是在实体方面的，“只要有司法程序就不能立案”的结论无疑是错误的。因此，从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出发，尽管名誉侵权纠纷可能发生在司法程序当中，但由该程序中一并处理显然不妥，合理的做法是另案受理之后进行实体审判，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则应视司法程序与争议事实之间有无联系。
名誉侵权构成的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由于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中包括了太多的价值和利益，实践当中就出现了本文讨论的有关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法律制度当中，这样的现实和法律问题还将不断出现，由于立法活动必然滞后于社会生活，因而怎样去尽力平衡冲突中的价值(包括了权利、权力和秩序等种种)、使整个社会机制运作得更加和谐将是司法活动需要毅然肩负起的重大任务。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注：
1李亚虹著《美国侵权法》第175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现代汉语字典》第38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可参见法发[1993]15号司法解释第二问。
司法人员腐败心理浅究
一、法人员违纪的现状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依然是一个社会极其严峻的社会问题。在腐败现象中，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更为引人注意。司法腐败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信力，其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腐败现象，其危害更为严重。近年来，暴露出司法腐败令人触目惊心，一是涉案金额巨大，动辄上百万；二是高官涉案剧增，厅局级高官不时落马；三是系统风气、部门风气受到严重破坏，腐败分子既向下级敛财卖官，又向上行贿买官；四是窝案串案增多，司法腐败滋生蔓延侵蚀之势不减；五是职务犯罪之外又向各种社会犯罪染指，警匪勾结、警贼勾结，染指黑社会，充当不法势力的保护伞；六是司法腐败与其他领域的腐败交叉感染并有所新的发展，其他领域的腐败方式方法在司法领域得以效仿，又结合司法权力的行业特点有所新的发挥。
二、司法腐败的心理机制
司法人员的腐败心理机制应具有一般腐败分子的共性心理特点和形成原因：（1）自私：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集体、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丑恶现象的出现，导致腐败，它是社会风气败坏、违法违纪的根源。（2）贪婪：贪得无厌，欲求超越社会发展水平，超过自己本分。（3）虚荣：自尊心的过分表现；（4）侥幸自负；（5）从众或随波逐流：自以为法不责众，放弃原则，随波逐流，同流合污.（6）因攀比而心理失衡：感觉社会对自己不公，组织对自己太薄，付出与收益严重不对称；（8）丧失信念，对个人前途失望、担忧。
在具有一般腐败心理的共性的同时，司法腐败心理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司法腐败分子具有超强的私欲心、侥幸心理、自负心理，而且这种腐败心理难以矫正。在蜕变的过程中，他们极其迷信自己的侦察能力，对自己的违法犯罪手法十分自负，富有冒险侥幸心理。他们熟知党纪国法的明文规定，知道违法犯罪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的可悲后果，但他们轻信自己的对抗侦查、对抗调查的能力，高估“攻守同盟”的坚固性和“共同腐败利益”牵连紧密性，有关反腐机构对其奈何不了。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是在反复权衡深思熟虑之下做出的，其违法犯罪心理经过一次次得逞的违法犯罪得以不断强化，在这个强化过程中，他们由半推半就到来者不拒继而积极犯罪，贪欲不断膨胀，又诱发更大更多的违法犯罪。在他们的各类违法犯罪中，或者因色情萌发犯意贪财养色，或贪财之后动淫欲，或因买官而贪财，或因有财之后而行贿买官¨¨¨，总之是 “交叉感染” 、“多症并发”、“数毒俱全”， 违法犯罪心理矫正难度极大。他们的侥幸自负心理还表现在，看不到伸手必被捉的必然性，把伸手被捉当成偶然性。对于在反腐败斗争中被查出的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被查处，或因为政治斗争，或因为争权夺利互相倾扎，或因为没有处理好某方面的关系，或因为素质不高方法低劣“撞到枪口上的”，甚至基于宿命论认为被查出来是因为“命背”，运气不好。
司法腐败心理特点的形成愿与司法工作独特之处：1、独特的工作环境。司法人员工作中与社会阴暗面接触较多，社会异常现象就可能会改变一些思想素质不高的司法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外，司法人员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邪恶力量、不法势力想法设法威胁、引诱、腐蚀，意志不坚定者就有可能坠入其中同流合污。2、独特的工作经历。司法工作对抗性极强，专业性强。对抗性强，使司法人员的防御心理素质好，意志顽强。专业性强，司法人员既洞察制度的漏洞所在，又熟悉各种犯罪方法和作案手段。当司法人员蜕化变质时，这些独特的工作经历则呈现出极大的负面效应，就会强化司法人员的腐败心理 、犯罪技能和反调查能力，使其腐败行为有很大的隐蔽性。3、独特的职责。司法工作的权威性及其神秘的色彩，使司法人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既有可能产生光荣的使命感威严感，也有可能滋生狂妄自大自负心理，欲望膨胀，忘记权力的来源和基石。长期以来，外界对司法工作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从犯罪到发现之日时间跨度较大，一次次的犯罪得逞经历刺激并强化犯罪心理，诱发新的犯罪。
三、如何预防司法腐败心理的产生
（一）加强教育，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开展思想工作，端正认识，及时纠正集中错误思想苗头。加强党纪国法学习，牢固树立党纪国法及道德防线。帮助司法人员正确处理主客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守住本分和责任。
（二）注意人文教育、情感教育，培养司法人员的人文精神和爱心同情心，增强社会道德感、历史责任感。开展家庭社会亲情教育，培养责任心，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
(三)开展心理保健工作，维持心理卫生, 自警自省。帮助司法人员内省反思,剖析自己, 端正心态，克服浮躁心理，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充实内心世界,提升需求的层次、格调和品位。克服侥幸心理，相信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四）、广大司法人员树立责任意识，互相提醒关心，共产党员和干部不做沉默的“羔羊”，要敢于监督揭发检举。
（五）司法公开，破除司法神秘，拓宽群众的监督渠道。
四、如何突破查办司法人员违纪腐败案件
针对司法人员多自负、侥幸冒险心理强和善于对抗的心理特点，在突破查办司法人员违纪腐败案件时应注意好如下几点：
（一）树立信心，顽强意志，做好攻坚的思想准备。一是要相信自身的能力，克服胆怯自卑心理；二是相信组织，相信组织的反腐决心和力量。三是要预见困难，做好预案。四是要意志顽强，不畏艰难险阻，敢于深查细挖。
（二）依托组织，履行职责，整合资源，形成办案合力。新时期，各种腐败现象常与其他腐败违纪现象伴生，常涉及各个领域众多部门的职责，需要组织各个部门的力量全方位的打击腐败违纪现象。今后的反腐败查办案件，在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纪委组织协调反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各种反腐败力量资源整合的水平。
（三）研究法律，吃透法律精神，以丰富的法律知识作力量，摧垮违纪腐败的司法人员在法律知识方面的自负。调查人员要认真学好法律，灵活正确运用法言法语 ，打消违纪腐败的司法人员在法律知识方面的心理优势。
（四）提高证据意识，严格取证程序，依法依纪办案，在法律程序让违纪腐败的司法人员没有漏洞可钻。要积极认真广泛搜集证据，构建严密的证据链，运用证据链牢牢锁住腐败分子。要特别注意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和证据取得渠道方法的合法性，始终在法律上无懈可击，以此打垮违纪腐败的司法人员在运用法律对抗调查的侥幸心理。
西安市莲湖区纪委 赵鸿远
Email : yahoo@ zhyuan1225.com.cn
87326241
李 春
作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名誉权侵权构成要件有以下四项：一、侵权人向受害人实施诽谤(或侮辱)等行为；二、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名誉社会评价降低；三、侵权行为与受害人名誉评价降低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侵权人具有过错。其中要件二即指损害结果，由于个案的不同情况，具体的损害结果如何则有赖于司法实践来阐明。由于社会评价的发生需要有关被评价对象的诽谤语言公之于众这一事实，因此诽谤语言是否被公开成为实践中名誉权侵权是否构成必须考虑的条件；也就是说，侵权人只有在公开场合或使公众了解的方式对受害人实施侮辱、诽谤行为，才能发生受害人名誉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结果。从目前的实践的一般情形来看，这一条件的认定可谓简便，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因其牵涉到其它的权利或秩序，界定起来就会有相当难度，容易成为争议的焦点。本文拟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对“司法程序”这一特殊场合下的“公开”的认定以及名誉权在司法程序中如何平衡的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两个案例
(1)杨某系单位前承包经营人。双方因承包等问题进入劳动仲裁程序。单位在仲裁答辩状中指陈杨某有私吞单位款项和非法经营的情况。杨某以该陈述缺乏依据起诉单位侵犯其名誉权。一、二审法院判决单位答辩陈述不构成名誉侵权。
本案争议的行为发生在作为准司法程序的仲裁过程中，该案中被诉人根据申请人杨某的仲裁申请书提出了载有争议内容的书面答辩状，该答辩状除交仲裁庭外另有副本送达杨某。
一、二审法院在判决时都强调了以下观点：争议解决程序中单位的书面陈述虽然并不一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但由于该陈述是就双方劳动关系中有关争议事实向争议解决机构提交的答辩，是按照特定的司法程序提起的书面材料，对于单位来讲，其不存在侵权的故意，且答辩的行为并非公开场合下对杨某人格的侵犯，被答辩人也不存在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结果，因而不构成名誉侵权。
(2)齐某在另案庭审结束签阅笔录时，以秽言辱骂对方当事人周某。周某以齐某在公开场合侮辱其人格起诉齐侵权赔偿，一审判决齐某侵权并作赔偿，二审改判侵权不成立。
本案由二审不开庭案件在询问程序时的纠纷引起，纠纷时在场人除主持询问的法官和书记员外，还有双方当事人都相熟的旁听人员。齐某的言语带有侮辱性，其针对的对象是周某，这两点在两级法院审理时都得到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齐某在包括法官等多人在场的公开场合以言辞侮辱周某，使周某的名誉受到了损害，构成了名誉侵权，对此齐某应予赔偿；二审法院则认为，法官应当控制整个法庭审理程序，如果当事人违反法庭秩序，法官应当立即阻止并视情况进行制裁，本案中齐某言行虽“有失检点”，扰乱了法庭秩序，但只需“批评教育，尚不足以构成名誉权的侵害”。
尽管劳动争议仲裁对程序的进行没有规定，但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程序的进行采取不公开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40条)。在事实上，前一案件中除了双方当事人之外，仲裁庭的组成人员(三人)是仅有的了解争议内容描述的第三方。该案的关键问题随之产生，即仲裁庭组成人员的知情是否已达到了名誉侵权要件构成中的“公开”这一要求?法院的判决中对“公开”的标准问题虽未予直接讨论，但其提到单位行为并未造成杨某损害结果这一节表明：虽然单位已为其答辩内容赔礼道歉，但由于单位不存在侵权的故意，且有关的书面陈述是在特定程序当中进行，还未达到可以被公众评价的“公开”程度，因而未造成名誉损害的结果。在这里，仲裁庭组成人员未被视为名誉侵权构成中名誉降低与否的评价主体。
与前案相似的是，后一案件中名誉侵权的争议事实发生在特定的司法程序中；不同点在于，前案系争的侵权描述来自书面的形式，后案中则为言辞，前案只有仲裁庭成员是知情的第三方，后案中则除审判人员外另有多位旁听人员在场。在这里，言辞的形式和多位旁听人员的在场，是否足以构成在公开(公众)场合下侵权行为的发生了呢?两案中的区别是否足以使案件的处理有不同的结果呢?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处理的分歧也正在此。一审法院构成侵权的观点表明的是，旁听人员的在场使得诽谤语言的公开成为必然，而随之产生的他人评价显然会对被诽谤人的名誉造成特定的影响；二审的着眼点则强调了法庭秩序、之于个人名誉权的优先，但它对法庭秩序对名誉侵权是否有绝对的阻却也存在着明显的犹疑不决，因此在论述名誉侵权未构成时的理由时，二审强调的是齐某言语“有失检点”——即暗示言语未达到诽谤，该理由显与法院查明的有关“言语具有侮辱性质”之事实有抵触。
在以上两个案例中，系争的言语(不管是书面或口头)是否为虚构的事实已不是法院首先需要审查的内容，而“司法程序作为特殊场合对名誉侵权构成有何影响”成为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问题。
二、司法程序是否能够成为名誉侵权构成的阻却事由?
对此，现有法律虽没有明确规定，但笔者持肯定观点，以下试从正当妨害法理、司法程序的特殊性以及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等三方面论述相关理由。
首先，现实的社会制度中任何一个法律主体的权利必然会在某些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是法理上所谓正当妨害的原则。而司法程序对名誉权的一定限制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中，任何权利(权力)都应受到相应的限制，这是协调整个社会机制运作的要求，也是更好地保障个体权利的需要。而对于限制的范围或界限而言，则由权利在运用场所中所涉价值之间如何权衡而定。譬如本文中所涉，即公民的名誉权与整个司法制度设立中所包含的价值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
其次，这是司法程序特殊性的要求。
1?这是司法程序所包含价值的特殊性的要求。作为一种法律设定的纠纷解决程序，司法程序具有高度严谨、高度专业、高度公开(法定情形除外)和终局的特点。而当事人的参与则是司法程序得以运转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实现司法程序设立目的最有效的途径，因而在各国的制度中都受到作为根本大法——宪法的保障。由于司法程序中“案件事实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争议性”这一前提的存在，使得当事人为了自己的主张在程序中尽力行使攻击和防御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加之法律争议及程序进行本身的高度专业性，当事人行为难免发生偏离争议主题的情况，甚至可能在形式上构成侵害对方当事人在日常场合下法律予以保障的某些权利。尽管如此，为了保障和鼓励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充分行使权利这一更重要的价值，只要当事人的行为与案件争议有特定联系，各个国家在司法中一般对当事人诉讼行为都尽量减少控制，并且相应地对某些影响诉讼权利行使的日常权利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即允许妨害在正常限度内的发生。从另一方面来讲，司法秩序是维护司法制度存在和实施所必需的，公共利益要求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充分尊重司法秩序，当司法程序与当事人的某些日常权利发生冲突时，后者让位于前者也就理所当然了。本文讨论的名誉权即可列入此类日常权利范围。
在美国侵权法理论及判例中，诽谤语言(包括言辞或书面)受某些特权(privilege）的保护而使言论者免受追究。其中，司法程序是所谓绝对特权（absoluteprivilege）场合下的一种。在司法程序中，法官、律师、当事人、证人都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不管他们说了什么话，也不管他们说话的动机如何，都不会承担诽谤的责任。1尽管这种观点有所偏颇，但它反映了美国司法实践追求的抽象价值，表明其司法观念中对司法程序优先及安定的重视。
从我国现有的司法解释来看，法释26号第五问中指出，“公民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没有明确“有关部门”的范围，但从刑诉法对公民当事人可以依法就轻微犯罪案件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控告的规定来看，刑事自诉显然也符合此条解释中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的条件。由此可见，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虽然还未有关于司法程序对名誉权侵权构成有何影响的明确意见，但该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了司法程序可以阻却名誉权侵权的构成。
2?是司法人员职业要求上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司法人员的配备必须符合司法的严格要求，他必须具有高超的职业技能和高尚的道德素养。从保障整个法律程序正常进行以及职业上的要求来看，司法人员对于司法程序中当事人的言辞或陈述，除非与审理的争议有关并被法定的证据证明，否则不能够接受或者相信；更不能随意将当事人的有关言辞加以传播或就此公开评价当事人的名誉、品质，否则将受到违反职业纪律的处罚。因此，司法程序中发生当事人以诽谤性语言攻击他人名誉时，即使司法人员地场，他们也不应列入参与社会评价的“公众”范围。本文案例一中答辩状的内容陈述即使确实有捏造、虚假，也因为该答辩状的内容未被公开到当事人双方和仲裁员之外而不构成名誉侵权。
3?是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和司法成本的要求。作为争议解决的终局程序，特别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效率是司法程序如何设置需要考虑的重要价值之一。如果法院支持当事人动辄以对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言行侵犯名誉权而要求承担责任的请求，那么当事人正常诉讼权利的行使就会受到很大的牵绊，诉讼程序中的攻击防御就会无法充分行使，最终实质损害以当事人进行为原则的诉讼模式；同时，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司法成本就会成几何级增长，讼累无法避免。因此，确立司法程序对当事人名誉权构成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可以减少诉讼发生，降低司法和诉讼的成本并相应提高司法效率。
再次，从名誉侵权构成的法理来看，社会评价进行的前提是系争诽谤语言的“公开”，而司法程序中亦要求程序“公开”，对此，在论述司法程序对名誉权构成的影响时，有必要对作为司法原则的“公开”与名誉权构成要件中的“语言公开”之间的差别做一甄辨。
侵权构成中的公开是从“公开”的字面含义来讲的。它与“公布”、“公告”有着相近的内容，它强调了特定行为“使秘密的成为公众所知的”2这一过程及结果。在名誉侵权案件中，除了原、被告双方外，只有当系争诽谤语言被传播到第三人知晓后才能构成“公开”。因此，名誉侵权中的“公开”指的是被告将系争的有关原告名誉的言辞或书面传达给原、被告之外的第三人知道的情形。而司法程序中的“公开”则是从宪法及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来讲的，它强调的是一种法定的程序规定。在这里，“公开”就意味着当事人可以按照程序法的各项规定参与到诉讼中去，行使诉讼中的各项权利；意味着司法人员的行为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违犯即为渎职，并且其在程序中每一项产生法定后果的行为都将受到当事人的挑战和特定程序的审查；同时，也意味着司法程序的进行是向社会公众开放，应当接受社会的正当监督。可以这样说，司法程序中的“公开”是远远超越其作为一个语词的含义的，他包含了司法制度设立时追求的抽象价值及该价值在程序上诸多方面的具体体现。因此，绝不能将司法程序的“公开”简单地等同于事实上的“公开”，司法程序的公开不必然等于程序进行中名誉侵权语言的公开。
另外，这一问题的讨论给予的提示是，我们应当将名誉权侵权构成中的名誉权和仅仅作为一个名词概念的名誉加以区分。并不是所有有关公民名誉的内容都会上升到法律保护的名誉权范围。
三、司法程序阻却名誉侵权构成的限度
如前所述，司法程序虽可以阻却名誉侵权的构成，但该功能的发生是在相应范围内的，这里的理由同样是正当妨害法理。由于个人权利容忍妨害限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保障群体权利的合理实现，但容忍绝不意味着个人权利的剥夺3，该妨害亦只应当在正当的范围内发生。因此，司法程序的存在绝不能抹杀名誉权的存在和在其受侵害达到程度时应受到的保障。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司法程序中是否保护名誉权的界限。那么，这一界限又该如何设置呢?
笔者认为，这一界限应定位在系争语言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上。即，当双方当事人间形成争议的语言陈述与司法程序所处理的事实及其处理有特定的联系时，即使该些陈述对另一方的名誉产生影响，亦不应认定为名誉侵权；但如果该些陈述与司法程序中的案件事实及处理根本毫无关系，那么发表诽谤言语的当事人应当为其行为承担诽谤的法律责任。比如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一方怀着必要离婚的念头，不再顾及对方的点滴好处，在庭审陈述中将自己的恶感发挥到感情的极致(这在该类案件中是常会发生的场景)，该些陈述中就会有譬如“他(她)生活作风不正派，滥交男女关系”(尽管平常对方可能只是比较喜欢社会交往)、“他(她)懒惰异常，从不负担家庭义务”(尽管实际上从平常眼光看来对方并未到此地步)等等，该些陈述当然有关针对方的名誉，但它们与案件的处理(判断双方矛盾的起因、是否能够和好等等)显然密切相关，如果由此些陈述引发侵权诉讼并由陈述方承担言语的诽谤责任，显然会严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表达，并由此影响法官对离婚案件的处理判断。也就是说，司法程序在这种情况下阻却名誉侵权构成获得的利益更大。同样举另外一种情况，在债务纠纷案件中，债权人为证明债务人信用差，提出该债务人在外另有大量未偿还之债务并在其他诉讼中败诉，该些陈述虽有关债务人的不良名誉，但由于与案件处理有相应的联系而应为司法程序阻却；如果债权人在审理中提出债务人“道德败坏、在外卖淫(嫖娼)、吸毒”，由于该些陈述与债权债务的处理没有任何联系，司法程序这时对名誉侵权构成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了。综上所述，系争侵权言行与言行发生时司法程序中处理的案件事实、处理的联系如何，是司法程序对名誉侵权构成是否发生阻却的认定界限。前文提到的司法解释中对“当事人借检举、控告之名行侮辱、诽谤之实造成名誉损害的情况，由法院受理并予处理”的规定也明确了当事人正当言行的限度。
本文中周某诉齐某一案中，二审法院提出法院审理应由法官控制进而维护整个司法秩序，因而尽管当事人侮人之辞“有失检点”，也只应由法官对其进行司法制裁，而不应当构成名誉侵权。该处理中反映出来的司法制裁可替代当事人另行的诉讼救济以及视司法程序的阻却性为绝对的观点无疑值得商榷。
四、司法程序中名誉侵权的处理程序
前文提及的司法解释中明确，当控告和检举符合法律规定而被控告人起诉名誉侵权时，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并且又规定检举、控告行侮辱、诽谤之实时法院应予受理。这一规定使得法院在立案受理前就已将是否构成侮辱、诽谤进行了认定，有先定后审之嫌，与民事案件受案以程序审查适格为标准的法律规定显然是相违背的。从本文论述的中心问题可以看出，司法程序对名誉侵权构成的影响是在实体方面的，“只要有司法程序就不能立案”的结论无疑是错误的。因此，从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出发，尽管名誉侵权纠纷可能发生在司法程序当中，但由该程序中一并处理显然不妥，合理的做法是另案受理之后进行实体审判，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则应视司法程序与争议事实之间有无联系。
名誉侵权构成的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由于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中包括了太多的价值和利益，实践当中就出现了本文讨论的有关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法律制度当中，这样的现实和法律问题还将不断出现，由于立法活动必然滞后于社会生活，因而怎样去尽力平衡冲突中的价值(包括了权利、权力和秩序等种种)、使整个社会机制运作得更加和谐将是司法活动需要毅然肩负起的重大任务。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注：
1李亚虹著《美国侵权法》第175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现代汉语字典》第38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可参见法发[1993]15号司法解释第二问。
司法人员腐败心理浅究
一、法人员违纪的现状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依然是一个社会极其严峻的社会问题。在腐败现象中，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更为引人注意。司法腐败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信力，其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腐败现象，其危害更为严重。近年来，暴露出司法腐败令人触目惊心，一是涉案金额巨大，动辄上百万；二是高官涉案剧增，厅局级高官不时落马；三是系统风气、部门风气受到严重破坏，腐败分子既向下级敛财卖官，又向上行贿买官；四是窝案串案增多，司法腐败滋生蔓延侵蚀之势不减；五是职务犯罪之外又向各种社会犯罪染指，警匪勾结、警贼勾结，染指黑社会，充当不法势力的保护伞；六是司法腐败与其他领域的腐败交叉感染并有所新的发展，其他领域的腐败方式方法在司法领域得以效仿，又结合司法权力的行业特点有所新的发挥。
二、司法腐败的心理机制
司法人员的腐败心理机制应具有一般腐败分子的共性心理特点和形成原因：（1）自私：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集体、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丑恶现象的出现，导致腐败，它是社会风气败坏、违法违纪的根源。（2）贪婪：贪得无厌，欲求超越社会发展水平，超过自己本分。（3）虚荣：自尊心的过分表现；（4）侥幸自负；（5）从众或随波逐流：自以为法不责众，放弃原则，随波逐流，同流合污.（6）因攀比而心理失衡：感觉社会对自己不公，组织对自己太薄，付出与收益严重不对称；（8）丧失信念，对个人前途失望、担忧。
在具有一般腐败心理的共性的同时，司法腐败心理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司法腐败分子具有超强的私欲心、侥幸心理、自负心理，而且这种腐败心理难以矫正。在蜕变的过程中，他们极其迷信自己的侦察能力，对自己的违法犯罪手法十分自负，富有冒险侥幸心理。他们熟知党纪国法的明文规定，知道违法犯罪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的可悲后果，但他们轻信自己的对抗侦查、对抗调查的能力，高估“攻守同盟”的坚固性和“共同腐败利益”牵连紧密性，有关反腐机构对其奈何不了。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是在反复权衡深思熟虑之下做出的，其违法犯罪心理经过一次次得逞的违法犯罪得以不断强化，在这个强化过程中，他们由半推半就到来者不拒继而积极犯罪，贪欲不断膨胀，又诱发更大更多的违法犯罪。在他们的各类违法犯罪中，或者因色情萌发犯意贪财养色，或贪财之后动淫欲，或因买官而贪财，或因有财之后而行贿买官¨¨¨，总之是 “交叉感染” 、“多症并发”、“数毒俱全”， 违法犯罪心理矫正难度极大。他们的侥幸自负心理还表现在，看不到伸手必被捉的必然性，把伸手被捉当成偶然性。对于在反腐败斗争中被查出的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被查处，或因为政治斗争，或因为争权夺利互相倾扎，或因为没有处理好某方面的关系，或因为素质不高方法低劣“撞到枪口上的”，甚至基于宿命论认为被查出来是因为“命背”，运气不好。
司法腐败心理特点的形成愿与司法工作独特之处：1、独特的工作环境。司法人员工作中与社会阴暗面接触较多，社会异常现象就可能会改变一些思想素质不高的司法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外，司法人员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邪恶力量、不法势力想法设法威胁、引诱、腐蚀，意志不坚定者就有可能坠入其中同流合污。2、独特的工作经历。司法工作对抗性极强，专业性强。对抗性强，使司法人员的防御心理素质好，意志顽强。专业性强，司法人员既洞察制度的漏洞所在，又熟悉各种犯罪方法和作案手段。当司法人员蜕化变质时，这些独特的工作经历则呈现出极大的负面效应，就会强化司法人员的腐败心理 、犯罪技能和反调查能力，使其腐败行为有很大的隐蔽性。3、独特的职责。司法工作的权威性及其神秘的色彩，使司法人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既有可能产生光荣的使命感威严感，也有可能滋生狂妄自大自负心理，欲望膨胀，忘记权力的来源和基石。长期以来，外界对司法工作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从犯罪到发现之日时间跨度较大，一次次的犯罪得逞经历刺激并强化犯罪心理，诱发新的犯罪。
三、如何预防司法腐败心理的产生
（一）加强教育，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开展思想工作，端正认识，及时纠正集中错误思想苗头。加强党纪国法学习，牢固树立党纪国法及道德防线。帮助司法人员正确处理主客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守住本分和责任。
（二）注意人文教育、情感教育，培养司法人员的人文精神和爱心同情心，增强社会道德感、历史责任感。开展家庭社会亲情教育，培养责任心，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
(三)开展心理保健工作，维持心理卫生, 自警自省。帮助司法人员内省反思,剖析自己, 端正心态，克服浮躁心理，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充实内心世界,提升需求的层次、格调和品位。克服侥幸心理，相信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四）、广大司法人员树立责任意识，互相提醒关心，共产党员和干部不做沉默的“羔羊”，要敢于监督揭发检举。
（五）司法公开，破除司法神秘，拓宽群众的监督渠道。
四、如何突破查办司法人员违纪腐败案件
针对司法人员多自负、侥幸冒险心理强和善于对抗的心理特点，在突破查办司法人员违纪腐败案件时应注意好如下几点：
（一）树立信心，顽强意志，做好攻坚的思想准备。一是要相信自身的能力，克服胆怯自卑心理；二是相信组织，相信组织的反腐决心和力量。三是要预见困难，做好预案。四是要意志顽强，不畏艰难险阻，敢于深查细挖。
（二）依托组织，履行职责，整合资源，形成办案合力。新时期，各种腐败现象常与其他腐败违纪现象伴生，常涉及各个领域众多部门的职责，需要组织各个部门的力量全方位的打击腐败违纪现象。今后的反腐败查办案件，在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纪委组织协调反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各种反腐败力量资源整合的水平。
（三）研究法律，吃透法律精神，以丰富的法律知识作力量，摧垮违纪腐败的司法人员在法律知识方面的自负。调查人员要认真学好法律，灵活正确运用法言法语 ，打消违纪腐败的司法人员在法律知识方面的心理优势。
（四）提高证据意识，严格取证程序，依法依纪办案，在法律程序让违纪腐败的司法人员没有漏洞可钻。要积极认真广泛搜集证据，构建严密的证据链，运用证据链牢牢锁住腐败分子。要特别注意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和证据取得渠道方法的合法性，始终在法律上无懈可击，以此打垮违纪腐败的司法人员在运用法律对抗调查的侥幸心理。
西安市莲湖区纪委 赵鸿远
Email : yahoo@ zhyuan1225.com.cn
87326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