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引进国外智力成果示范推广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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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为员工办理社保的义务主要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社保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这个语焉不详的规定造成试用期到底是否应该缴纳社保费用的“灰色”地带，核心争议在于何为“用工之日”？试用期间是否属于正式的“用工”？
从目前法律规定看试用期与正式合同期间毕竟有明显的区别的：
首先，解除权行使要求不同。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除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有特别约定，职工一般可以提前30日要求解除合同。而试用期间，职工一方可以提前3日无需任何借口就可以反炒单位的鱿鱼。
其次，解除后果不同。如果不是单位明显的违约或者侵权，试用期间解除的合同通常不需要给予员工补偿。员工如果不是有重大违法行为，通常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再次，试用期的长短与劳动合同长短成“比例”。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这就是说，试用期与正式履行的劳动关系是有明显区别的，试用期是劳动关系建立的“前奏”。在试用期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也可能是“终结”。
在以往的若干年司法实践中，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很难判断，这给社保责任的起算、工伤认定等工作带来烦恼。为此，国家劳动部曾专门出台认定劳动关系的部门规章，该规章居然将工牌等证据也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依据。这个规定至今仍然未失效。
劳动合同法颁布后，认定劳动关系的依据似乎发生了转变，把是否实际用工作为考察标准，在劳动合同载明的内容与用工事实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法律规定以是否用工作为评判劳动关系的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就是例证。
说了用工作为评判劳动关系的依据后，再回过头来说试用期社保的问题。法律规定用工之日起30日内用人单位必须办理员工社保登记。那么试用期是否为“用工”？赞成者认为当然是，理由是法律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但诚如前文所述，如果劳动合同期限就是指用工的期限自不必说。问题是，法律又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就是说劳动合同并不等于实际用工。我问试用期叫不叫用工，你条款上说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我问劳动合同期限是否就是用工，你条款上又说，劳动合同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这样的法律条款的探寻过程让人昏厥，原因是追寻答案的过程犹如驴推磨式的原地打转。转了以后，你发现问题又给转回来了，问题还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事实上，办理社保并非像法律条款上的那么简单。特别是网络发达的大城市，办理员工社保登记往往要提交一系列材料，即使登记成功，电脑系统也是从下个月才能生效。办理解除时也一样，即使员工辞职用人单位及时办理了社保解除接转手续，下个月社保费用也是照扣不误。如果让用人单位承担试用期的社保责任，对于那些只上一天班就跑了的员工来说，用人单位如何处置？办还是不办？办一天还是四天（因为有提前3日试用期员工可以合法跑路的规定）？
法律上规定面对社会现实时尴尬了起来。那么，当不当缴纳试用期的社保只能从其他法律关系来找依据了。
根据社保法的立法性质，社保费用的征缴本质上是行政关系，征缴标准、缴纳期限等有它特定的规定，并不以当事人约定为准。可以说，它的征缴性质与税收关系并无二致。所以，有些地方把社保的征缴工作干脆交给税务机关负责也是有些道理的。行政关系中，行政机关要求行政对象履行义务得有法律上的依据，如果没有或者依据不足将承担不利后果，而行政对象则在法无禁止的情况下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说白了，在法律对试作期是否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社保责任模棱两可的情况下，这个立法的“利益”应当归于行政对象而不是行政机关。就是说，就目前立法的现状，行政机关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试用期社保责任法律依据并不充分。
综上所述，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不承担试用期间员工的社保责任。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征缴征收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才行，国务院及以下单位作为执行机关没有这项权力。（完）

作者：牛建国
成都市人大代表、四川琴台（成都•宜宾）律师事务所主任

检察机关提起、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程序设计

罗国斌


　　民事公益诉讼系指当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遭受到不法侵害的危险时，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维护公共利益的民事诉讼活动。民事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现代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而检察机关作为主体提起、参与公益诉讼远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中就有规定，1914年美国的《克莱斯法》再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参与公益诉讼。此外，日本、德国等国家的法律也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过大量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但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理论的奠基和法律技术的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遭遇到法律制度缺失的尴尬从而使得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本文仅从技术层面探讨检察机关提起、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程序设计作些尝试。
　　一，检察机关提起、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
　　根据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地位和独立性程度，本文把检察机关提起、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分为三种：（1）独立诉讼（2）共同诉讼（3）支持诉讼。检察机关应针对案件的不同情况从最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出发，灵活选择提起、参与公益诉讼的方式。
　　1，独立诉讼。检察机关独立进行公益诉讼主要有两种情形：
　　①公共利益受到违法侵害但并没有具体明确的受害者。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与私人利益相对的，它表现为社会公众的整体需要，是社会个体利益的结合体，当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遭受到不法侵害的危险时，有时候可能没有具体明确的受害者，此时，维护公共利益，检察机关责无旁贷。
　　②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具有明确的受害者，但受害方不愿、不敢、不能进行诉讼。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慑于庞大的诉讼成本和诉讼风险的压力，许多受害者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并不愿意选择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民事公益诉讼对象通常都是社会上的强势力量，试想，能够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绝对不会是社会的弱势，从现有的司法实践来看，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多数是大型的公司、企业甚至是国家机关。这种诉讼双方在地位、权势和财力上的绝对不对等使得许多受害者在维护自己利益时对公益诉讼望而却步。同时，由于现有法律的局限和受害者自身条件的原因，许多受害者在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或遭遇不法侵害的危险时无法担任原告参与公益诉讼。因此，在受害方不愿、不敢、不能进行公益诉讼而出现公益诉讼原告缺位时，检察机关就应该独立进行诉讼以维护公共利益。
　　2，共同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是因为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遭受到不法侵害的危险而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所进行的诉讼活动，公共利益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有时也就是损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当不法行为已侵害或即将侵害到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时，不特定多数人中的单个人或部分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已提起或准备提起公益诉讼。此时，为了完整地维护已受损害或将要受损害的公共利益，也为了平衡诉讼双方的力量对比，检察机关应当提起公益诉讼和其他受害者的诉讼形成共同诉讼。
　　3，支持诉讼。不法行为侵害到特定人的利益或者对特定人的利益造成危险，但该特定人的利益具有普遍性，集中体现为公共利益，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特定人的利益就是维护了公共利益。对于这种情形，当特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已提起诉讼，检察机关就应该采取支持诉讼的方式参与到诉讼中去，以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
　　二，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应享有的权利。
　　检察机关提起、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方式，检察机关的地位和独立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不同的方式里，检察机关享有的诉讼权利是不同的：
1，民事公益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适用于民事诉讼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也当然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在独立诉讼和共同诉讼中，检察机关的地位相同于普通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因此，普通民事诉讼中原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检察机关也应享有。其具体享有的诉讼权利有：①独立起诉权，即当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遭受到不法侵害的危险时，有独立要求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制止不法侵害，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利。②提出回避申请的权利。③调查、收集、提供证据的权利。包括自行调取和申请法院调取的权利。④出庭参与法庭调查、进行辩论的权利。⑤申请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先予执行的权利。⑥上诉的权利。⑦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虽然公益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但公益诉讼也具有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的特征。特别是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其特殊性表现的尤为明显。从理论上来讲，检察机关之所以能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是由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决定的。公共利益是国家利益，是社会整体的利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检察机关只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而不是公共利益的所有者，其对公共利益只能保护而不能有授权之外的处分权力。所以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身份仅具有程序上的意义而不具有实体上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唯一的权利就是通过诉讼最大化地保护公共利益。正是基于此，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原告所享有的某些权利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不能享有或有限享有；也正基于此，普通民事诉讼中原告不能享有的权利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却能享有。①有限制的撤诉权。在普通民事诉讼中，撤诉权是当事人通过放弃诉讼从而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的权利。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对公共利益没有处分权，所以检察机关只有在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已经达到或继续诉讼已没有实际意义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撤诉权。②无损公共利益之进行调解、和解权利。调解、和解是诉讼双方当事人互相妥协以结束诉讼的手段，是当事人处分自已实体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严格意义来讲，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没有进行调解、和解的权利，但如果通过调解、和解能达到维护公共利益之目的，则检察机关可行使之。③不被反诉的权利。④不承担诉讼费用的权利。⑤不接受拘留等强制措施的权利。⑥不承担败诉的民事责任的权利。
　　2，在支持诉讼的方式中，检察机关支持诉讼的形式有两种：
　　（1）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在这种形式中，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利有①申请参加诉讼的权利。②调查取证的权利。③为原告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④出庭支持法庭调查、辩论的权利。⑤督促怠于行使诉讼权利的原告进行诉讼的权利。⑥不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权利。
　　（2）在民事公益诉讼的再审程序中支持诉讼。该形式中，检察机关支持公益诉讼主要系通过行使民事审判监督的权力来完成，其权利主要是行使抗诉权。
　　三，检察机关提起、参与公益诉讼应履行的义务。
　　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关系是公益诉讼权利、义务关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是顺利进行公益诉讼的重要保证。所以，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享受到诉讼权利的同时，也应该履行相应的义务。其主要的义务有：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严格遵守诉讼秩序等。
　　本文以抛砖引玉的态度对检察机关提起、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程序设计作些粗浅尝试。笔者认为。对检察机关提起、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程序之构架必须立足于检察机关是我国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法律的监督者这两个身份。检察机关的这两个身份职能应贯穿到整个程序设计的始终。这是检察机关提起、参与民事公益诉讼合理性和该当性的必然要求。


作者　罗国斌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