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实施《湖北省爱国卫生条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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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析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特点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关于性变态杀人案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杀人动机具有模糊性，因果关系不明显。一般而言，普通的杀人案件犯罪动机比较明显，因果关系比较清楚，杀人行为有清晰的内在逻辑联系，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因经济利益、感情纠葛或者个人仇恨等原因，会出现常见的财杀、情杀、仇杀等犯罪行为，虽然有些场面残暴血腥，甚至也有杀人碎尸等行为发生，但侦查人员可以根据现场痕迹和调查访问情况获取犯罪嫌疑人相关信息。而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犯罪行为人在选择作案对象时往往没有明确固定目标，被害人往往为某一类人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二者之间有可能从来没有谋面，也不曾相识，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也没有明显的犯罪动机，只要被害人属于犯罪行为人喜欢的类型，在恰当的时间、场所、地点就会实施犯罪。从这点来看，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犯罪动机具有明显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因果关系不那么明显。
其次，选择侵害对象具有相对性。虽然性变态案件的犯罪行为人杀人动机具有模糊性，在作案前选择作案对象不明确，使得他们作案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冲动性和偶然性，他们常常选择某一类人，或者具有某一特征的人群。有些犯罪行为人会以对方某些长相特征、衣着特征、语言特征等选择被害人，这恰恰说明了他们选择对象具有相对性。如杨洪军所选择的作案对象，都是他自认为长得漂亮的成年女性； 北京张双立主要针对工地收购工程扣件的单身女性实施杀人奸尸行为。
再次，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连续性。在作案过程中，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犯罪行为人常常是神出鬼没，没有具体的地点和被害对象，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随意性，人们往往害怕自己会成为犯罪行为人下一个选取的目标。犯罪行为人作案的隐蔽性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一是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犯罪行为人作案具有随意性和作案对象的不特定性。在作案时间上间隔不一，没有规律可循； 在作案过程中随时发现，临时起意，随时动手杀人，随意性强。二是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犯罪行为人绝大多数性格偏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不善于与他人交往，喜欢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经常出没于他们偏好的各种地点和场所。而且这类犯罪行为人具有双重人格，善于伪装，给人印象好，为人和善，在家是好老公、好爸爸，在单位也是骨干力量，隐藏能力强，不易被发现。如跨度 10 余年作案 15 起的赵志红性格内向，为人和善，从来不与其他人发生纠纷，即使对方有过错，他也让着别人，哄其他人开心；某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外表斯文，胆子特别小的男人，在前期侦破过程中，因有人举报被列为侦查范围之内，后就因其村长给公安机关担保的话 “一个鸡都不敢杀的人，怎么可能去杀人”而轻易排出尽管犯罪行为人在作案时间间隔不一，但此类犯罪案件都具有连续性的特点。他们通过初次作案的尝试，充分体验到这种犯罪的快感，虽然犯罪后产生了自责，害怕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但随着公安机关没能及时侦破该案后，他们的犯罪心理会因犯罪得逞和警方侦办无力而得到巩固强化。他们会回忆当时作案过程，迷恋杀人后得到刺激快感，更会回味那种操纵、支配和控制他人的感觉。当特定情境和特定人群出现时，犯罪行为人就会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无法控制自己的犯罪情绪，伺机作案，所以变态杀手往往容易成为连环变态杀手。赵志红在审讯中说到： “我像着了魔上瘾似的，如果不继续作案，浑身就不舒服。”
四是作案手法具有相似性、习惯性。每一个犯罪行为人经过多次的犯罪行为后，他所选择作案对象、作案方式方法、现场处理的方式、尸体侵害程度、选择作案环境、现场带走被害人身体器官等等都具有一定相似性。尽管犯罪行为人在每次作案方式方法上都不会重复和叠加，都因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但从总体来说，犯罪行为呈现出习惯性和稳定性。如赵志红对搭乘出租车的被害人先进行威胁，然后进行捆绑、强奸、杀害、抛尸，从现场捆绑被害人的手法上看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又如甘肃白银市性变态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除了对被害人制造了几十处刀伤外还割切被害人胸部和阴部。
最后，犯罪行为具有残忍性、社会危害性极大。普通强奸杀人案件虽然有时现场凌乱、残忍，甚至还出现碎尸抛尸行为，但是整个命案现场不会出现多余的、过剩的行为。但性变态杀人案件的杀人方式却有所不同，犯罪行为人由于心理严重失调 （变态心理），在作案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手段残忍、手法异常，现场血腥残暴，毫无意义的行为繁多。在很多情况下，犯罪行为人在强奸杀人过程往往不是追求性的快感和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而是享受被害人死亡过程、现场环境、现场氛围给他带来的感官刺激，有些犯罪行为人虽患有性功能障碍没有对被害人进行性接触，但却大肆对被害人进行猥亵、伤害，他们享受被害人因被刺带来的叫喊声。有些犯罪行为人用刀或者木棒插入被害人的阴道或腔体中。有些犯罪行为人杀人后进行虐尸、奸尸、碎尸、挖心、掏肠、摘肝；有些犯罪行为人逃离现场时破坏并带走被害人人体器官，回家后喝人血、吃食人体内脏； 有些犯罪行为人还会剥离尸皮、人体器官带回家泡酒珍藏或者做成手鼓之类器物。
如辽宁鞍山张青香杀人奸尸 7 人； 辽宁的杨洪军用刀剖开死者的腹部，残害女性性器官，割走被害人的乳房； 广州的罗树标作案时割去被害人乳房和外阴，有时也用乳罩或袜子塞住被害人的嘴或阴部； 甘肃白银市的性变态狂虐杀 9 名女性，多名被害人性特征部位有几十处刀创，身体不同部位的器官或者组织也被带走。

证据定义与法定证据种类研究

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 王义然


众所周知，不管 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所有诉讼活动，都是紧紧围绕证据展开的。证据的发现、提取、鉴别、审查、采信等，贯穿了各种诉讼活动的全过程。毫无疑问，证据是一切诉讼活动的轴心。因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意义上去考察，证据都是法学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最近笔者越过初学时对经典无条件遵从的障碍，联系多年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疑惑，重新解读各诉讼法典中与证据有关的章节和各诉讼法学教程中关于证据的论述，发现我们对证据的认识并不充分。这主要表现在证据概念的传统定义不确切，从而导致各诉讼法条文对证据的分类也不够科学。所以笔者认为，证据概念应重新定义，法定证据种类应适当调整。现就有关问题论述如下：
一、证据概念的传统定义及其缺陷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证据的种类，未对证据概念下定义。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则明确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很显然，这是当前关于证据概念的最权威的定义，而且，自1980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生效以来，就一直是这样。乍一看来，这个定义似乎无可非议，仔细分析却很不确切。
其一、理论上逻辑荒谬。这里不妨用归谬法加以验证。假定这个定义正确，查《现代汉语词典》，事实：“事情的真实情况。”不难理解，定义中的“案件真实情况”就是案件事实。而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也只能是案件事实（与案件无关的事实不可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所以，这个定义实际上告诉我们，一切诉讼活动的核心就是用案件事实去证明案件事实。既然案件事实是需要证明的，那么用它自己去证明它自己，岂不永远也证明不了么？结论的荒谬自然推翻了原定义正确的假定。
其二、实践中不可实现。传统定义的简化结构“证据是事实”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什么是事实？事实是事情的真实情况 ，是特定时空状态下的人和物及其相互关系，不能离开特定的时空状态而存在。事实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我们不能把构成事实的某些元素分离出来当作事实本身。事实又是一个过程，只沿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单一方向发展，具有一往无回的特点。在诉讼实践中所要证明的事实都是既往的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它搬到法庭上去当证据使用。
其三、本质上是犯了定义不相称的错误。形式逻辑知识告诉我们，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有效方法就是对概念下定义，而对概念下定义就是把一个概念（被定义概念）放在另一个概念（定义概念）之中，然后找出两个概念的种差。这里的关键是定义概念必须能够准确概括被定义概念的全部外延，科学揭示对象的本质属性，这就是定义必须相称的原则。证据概念传统定义的不足就在于下定义时所选择的定义概念——“事实”不恰当。证据，无论物证、书证还是其他证据，都是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总表现为一定形状、大小、色彩的物。而事实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是对特定时空状态下人和物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抽象，没有形状、大小、色彩之分，虽然事中必有物，但事毕竟不是物，二者性质绝然不同。因而事实不能概括证据概念的外延，不能揭示证据的本质属性，传统定义犯了定义不相称的错误。
二、用广义信息概念定义证据
1、信息概念的逐步推广。汉语词典中对信息一词的一般解释为：音信，消息。这应该是信息一词的原始本义。1948年，美国申农发表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被人们称为信息论（狭义信息论），它是关于信息的形态、传输、处理和储存的理论。狭义信息论中的信息是指用符号传送的报道。这里，信息概念又成为电信领域的一个专门术语。
狭义信息论对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所提供的研究方法，被人们广泛应用到不同领域，取得了神奇的效果。特别是信息论和系统论、控制论互相渗透融合，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产生了空前的飞跃。人们发现原先看来是完全不同的过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与信息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人们之间的交际，通信网络传递数据，神经系统实现功能，生物肌体对生存条件的适应，双亲性状的遗传，形形色色的管理过程等等，都和信息的加工和储存联系在一起，就连人们的认识也是信息过程的一种形式。至此，信息又进入了认识论的范畴，它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信、消息，更不再是电信行业的一个专有名词，信息这一概念已成为具有巨大哲学意义的重要概念。
2、广义信息概念的含义。信息概念的扩大，标志着广义信息论的形成。广义信息论认为，在客观现实中，不同事物有不同特征，事物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这些特征和关系总要通过不同方式（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表现出来，这些表现就是客观事物向外界发出的消息，就是客观事物的自我表达，对人们来说，就是关于该事物的信息，人们正是通过获取和识别这些信息来认识不同事物的。
广义信息论被世人接受。较新版本的词典对信息一词的解释发生了重大变化。笔者查阅《文史哲百科辞典》和《英汉大词典》等，信息（information）一词均被解释为：消息、情报、资料、知识等。综合各方面情况，笔者认为，对现代信息概念可作以下表述：
信息是标志客观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各种现象和情况，是客观事物自身属性和相互关系的自我表达，是客观事物互相发出、彼此响应的消息，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桥梁和纽带。
3、广义信息概念下的证据定义。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笔者正是从科学和人类认识发展的角度出发，在深刻理解信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证据的新定义。追寻广义信息论的形成过程，深究现代信息概念的含义，不难发现，各种诉讼活动同其他事物一样，与信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说到底，一切诉讼过程都是信息的获取、鉴别、加工、传递和储存的过程。这毫不足怪，既然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是通过获取和识别关于该事物的信息来实现的，那么以查清案情为核心的各种诉讼活动又岂能例外？实际上获取案情信息的过程就是取得证据的过程，识别案情信息的过程就是核实证据的过程。证据与信息的统一，正是我们对证据下定义的坚实基础。笔者认为，证据概念应作如下定义：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信息资料，都是证据。
这里的信息是广义信息，这里的信息资料是信息载体与所载信息的合称。因为信息是无形的，信息的加工、传输和储存都要以某种介质作载体来实现。这就是证据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的根本原因。
三、 用证据的新定义解析法定证据分类
1、法定证据分类的现状。目前我国三个诉讼法对证据的分类有所不同。《刑事诉讼法》把证据分为七种，即：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证据的分类与之略有区别，主要区别就是把物证和书证分成两个独立的项，与其他证据种类并列。
2、用证据的新定义考察物证书证之分。新定义明确指出，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信息资料，而信息资料 是信息载体和所载信息的合称。信息载体本身也是物，其本身就载有自身属性信息。因而，用作证据的信息资料其所载信息总是复合的，即既有属性信息，也有关系信息。属性信息不能表达思想内容，只能证明自身的几何形状、理化性能等存在状态；关系信息可以表达思想内容，能够证明人与人、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种书面形式的信息资料，当前者对案件有证明作用时，它就是物证；当后者对案件有证明作用时，它就是书证；当二者对案件都有证明作用时，它就既是物证又是书证。这就是新定义下物证与书证的本质。
分类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有其自身的客观要求。首先，必须明确界定分类对象，要面对分类对象的全体，着眼于概念的全部外延；其次，分类可以是多层次的，但每一个层次的分类，各个子项都应有各不相同的内涵，子项之间不允许有同一、包含或交叉关系，即子项不能相容。
对照科学分类的基本要求，物证、书证与其他证据相比，仅有的区别就是物证和书证都是在案件发生时形成的信息资料，而其他证据则是案件发生后，进入诉讼过程才形成的信息资料。物证、书证之分，其研究对象仅限于前者，而且应当包括前者的全部，与整个证据分类研究对象不同，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分类。
3、用证据的新定义看视听资料的归属。对视听资料，这里首先强调一点，用作证据的视听资料，只能是案件发生时直接形成的视听资料。政法部门的视听技术手段，只能用于审查、鉴别和展示用作证据的视听资料，不能形成独立的证据。基于此，视听资料与其他物证、书证相比，都是案件发生时形成的信息资料，只是信息载体的不同，其形成过程和证明作用没有本质区别，理所当然地应当包含于物证、书证之中。与此相反，在视听资料作为证据出现以后，如果物证、书证仍然固守原有的窠臼，把视听资料排斥在外，就会使传统的物证、书证之分变得分类对象不明而失去意义。
目前，法学理论界对视听资料证据很重视，但由于缺乏深入研究，这种重视显得厚而似伪。立法中只不过把视听资料硬塞到法定证据分类当中而已，各种法学教程也只是众口一词地说视听资料既不同于物证，也不同于书证，应属一个独立的证据种类，并未进行充分论证。笔者认为，视听资料理所当然的可以是物证，因为在刑事案件中它可以是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在民事案件中它可以是直接诉讼标的物。视听资料也理所当然的可以是书证，因为录音、录象和计算机数据只是“书”的形式的进步，而书的本质并未改变，人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计算机技术领域，与书有关的术语被普遍采用着，如“语言”、“记录”、“文件”、“读”、“写”“编辑”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录音、录象与其他文字资料在二进制编码下统一起来，一样被作为文件进行编辑、传输和储存，其书的特性得到充分显示。
4、法定证据分类存在的问题。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法定证据分类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把物证和书证分成两个独立的类，与其他证据种类并列，这样就把书证、物证之分与研究对象大不相同的整个证据分类混为一谈，导致书证的定义与证人证言等类证据的性质相吻合，从而使整个证据分类出现了子项相容的情况，违反了分类的一大禁忌。二是三个诉讼法均把视听资料列为独立的证据种类，与其他各类证据并列，这样就使书证、物证本来可以包含的内容，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同样使整个分类子项相容，引起人们认识的混乱。所以，对物证、书证应采取《刑事诉讼法》的做法，合并为一类；对视听资料，应从法定证据分类中删除。
总之，笔者在广义信息论的启发下，直言指出传统证据定义的缺陷，提出了证据的新定义，分析了法定证据分类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这既是鼓足了勇气的大胆行动，也是深思熟虑、认真负责的谨慎之举，殷切希望能引起争论，得到法律界同仁的指教。


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