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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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2〕2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红十字事业。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公布施行以来，我国红十字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依照中国参加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其在人道领域的政府助手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和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为促进我国红十字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发展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意义
（一）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红十字会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致力于动员社会力量，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境况，协助政府履行人道领域的国际承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参与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国际人道援助以及开展民间外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与健康、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发展红十字事业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发挥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红十字会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在开展人道救助、反映民生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发展红十字事业，有利于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三）弘扬红十字精神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契合，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弘扬红十字精神，传播红十字文化，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着力推进红十字事业改革创新
（四）积极推进红十字会体制机制创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理顺政府与红十字会的关系，使红十字会在人道救助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改革和完善红十字会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管理模式，强化民主决策机制，提高组织执行能力。加大上级红十字会对下级红十字会的财务监督、业务指导、工作督查力度，下级红十字会主要专职负责人的任免提名要听取上一级红十字会的意见。在有条件的地方红十字会开展社会组织改革试点，探索建立“高效、透明、规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五）着力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公开透明是提升红十字会社会公信力的重要保证，信息化建设是推进公开透明的重要手段。各级红十字会要按照规定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做到资金募集、财务管理、招标采购、分配使用等捐赠信息公开透明，切实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要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全面、真实、准确地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各地要将红十字会的信息化建设纳入当地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提升红十字会的科学管理和信息公开水平。
（六）全面建立综合性监督体系。有效的监督是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综合性监督体系。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红十字会经费审查监督制度。监察、审计部门要加强对红十字会的监察、审计。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建立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三、积极支持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
（七）建立健全红十字应急救援体系。红十字应急救援体系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红十字应急救援工作纳入政府灾害应急响应体系，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把红十字备灾救灾中心或物资库建设列入当地防灾减灾规划统筹考虑。支持红十字会依托志愿人员建立各类救援队伍，提高民间救援的专业化水平。依法保障红十字会组织社会力量执行国内国际应急救援任务，为依法使用红十字标志并执行应急救援任务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等提供便捷通道，保证优先通行并减免相关费用。
（八）建立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要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公众参与的应急救护培训中的主体作用。支持红十字会在易发生意外伤害的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以及交通运输、矿山、建筑、电力等行业中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积极推动红十字救护培训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不断提高应急救护知识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率。
（九）提高红十字会人道救助能力。支持红十字会面向困难群体开展符合其宗旨的人道救助工作。重点对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加大救助力度，推动实施“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红十字博爱家园”、“红十字天使计划”等品牌项目和活动。在农村和社区大力开展以健康服务、大病医疗救助、扶贫帮困等为内容的社会救助活动，完善城乡红十字人道服务体系。支持红十字会结合实际，兴办医疗、康复、养老等与其宗旨相符的社会公益事业，并给予政策扶持。大力支持中西部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人道救助工作。
（十）加强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红十字会依法参与无偿献血的宣传推动和表彰奖励工作。积极推进中华骨髓库和地方分库建设，不断扩大库容量，提高管理的信息化和规范化水平。支持红十字会依法开展遗体、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探索在省级以上红十字会设立人体器官捐献救助基金，为捐受双方提供必要的人道救助。要充分尊重捐献人的意愿，按照公平、公正、科学的要求，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确保捐献人及法定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十一）积极开展国际人道援助和港澳台交流合作。支持和指导红十字会积极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和国家对外人道援助工作，将红十字会的对外人道援助工作纳入国家对外援助整体部署。支持和指导红十字会依照有关规定设立民间国际人道援助基金，建立以专职工作人员为骨干、志愿人员为主体的民间救援队伍，提高红十字会参与国际人道救援的能力。
加强与香港、澳门红十字会之间的联系，在人道救援、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台湾红十字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包括青少年在内的两岸民众之间的沟通和互助，发挥红十字组织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的独特作用。
四、大力加强红十字会的组织和队伍建设
（十二）加强红十字会组织建设。继续推进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加强市、县级红十字会的组织机构建设，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在乡村、街道、社区、学校等积极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发挥其在新农村建设、和谐社区建设、文明校园建设中的作用。支持红十字会加强会员服务，保障会员权利。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纳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规划。加强对冠名红十字（会）机构的规范化管理。
（十三）完善红十字会法人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优化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人员构成，提高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力，完善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强化决策和监督职能。
（十四）加强红十字会人才队伍建设。支持红十字会创新选人用人机制，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多种方式充实红十字会管理队伍，通过招聘项目人员等方式充实专业人才队伍，促进工作人员的轮岗交流和合理流动。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红十字工作人员的职业化水平，建设一支具有国际视野、专业素质和敬业奉献、清正廉洁的红十字工作人员队伍。
（十五）加强红十字志愿者队伍建设。将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纳入当地志愿服务工作整体规划和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体系。支持红十字会建立和完善按专业、分领域的红十字志愿服务体系，拓展红十字志愿服务范围，为社会各界参与志愿服务提供平台和渠道。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符合条件的，按照规定履行登记手续。红十字会要加强对志愿者骨干的培训，发挥其在志愿服务工作中的组织引领作用。积极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和评比制度，对优秀的红十字志愿者给予宣传和表彰。
五、不断优化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十六）营造有利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法制环境。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执法监督检查，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办会，依法履责，独立自主开展工作。推动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红十字标志的保护力度，依法查处擅自使用或滥用、篡改红十字标志的违法行为。
（十七）营造有利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委托红十字会承担与人道救助有关的工作，实施与其核心业务有关的项目。支持红十字会依法独立开展募捐、接受和使用捐赠款物。红十字会使用捐赠资金开展人道救助工作所产生的实际成本，可从捐赠资金中据实列支，并向社会公开，捐赠资金不得用于在编人员及机构的经费支出。从捐赠资金中列支实际成本，应在接受捐赠时向捐赠者事前明示，严格限制列支额度和使用范围。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按规定享受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红十字会应将财政拨款资金和社会捐赠资金分开管理。
（十八）营造有利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舆论环境。新闻宣传部门要加大对红十字事业的宣传力度，支持红十字会建立人道传播平台。大力宣传红十字事业发展进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表彰为人道主义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深入开展红十字理论研究，大力宣传红十字文化在引领社会道德风尚、提升精神文明程度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协调和咨询作用，积极开展国际人道法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国际人道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实施。
六、切实加强对红十字事业的领导和支持
（十九）加强对红十字事业的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把红十字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同步编制红十字事业发展专项规划。政府分管联系领导要定期听取红十字会工作汇报，专题研究和指导红十字会工作，帮助解决红十字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二十）加大对红十字事业的财政投入。各级政府要依法对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给予支持和资助，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根据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能，逐步增加对红十字事业的经费投入。建立并完善政府向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推动红十字事业可持续发展。加大中央集中专项彩票公益金对红十字会的支持力度，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考评，严格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
（二十一）形成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合力。红十字事业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和支持。红十字会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动员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人民群众等各界力量，形成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合力，不断开创我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国务院
2012年7月10日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指有监督权的机关或组织或者当事人认为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发动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其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实事求是、司法公正的司法理念。这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和“有错必纠”，而忽视了民事判决的既判力，使得审判监督程序在操作运行中不仅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反而产生了相应负面影响。为此，在遵循既判力理论基础上如何完善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平衡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既判力理论概述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一般认为，既判力是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是指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对法院和当事人产生的约束力。确定判决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的概念，在我国通称为生效判决。遵循既判力理论可以有效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实现国家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和维护法律状态的稳定性，减少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进而实现诉讼效益。
既判力的本质实际上是关于确定判决为什么具有既判力，或者说确定判决具有既判力的根据是什么的问题。既判力本质上是民事诉讼法上的效力，其依据在于国家的审判权，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既判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判力的消极作用，即判决确定之后，当事人不能在后诉中提出与前诉判决中所判断的事项相反或相冲突的主张和请求，法院也应当排除违反既判力的当事人的主张和提出的证据；二是既判力的积极作用，即后诉法院应当尊重前诉法院的判断，后诉法院的审理和判断应当以产生既判力的前诉判断为前提。两者相互弥补，完整地构成了既判力的拘束性内容。这种作用或效果在少数情况下意味着即使确定的判决本身有误，制度上的要求仍是宁愿忍受错误判决所带来的代价或牺牲纠正谬误而能够获得的利益，也要使既判力得到贯彻。
就我国大陆地区而言，既判力理论在立法和司法中经受了长期的冷遇。立法上，《民事诉讼法》第141条和第158条虽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但是，关于判决、裁定应当具有哪些法律效力的问题却并未明确规定，判决的既判力问题更是付之阙如。而且，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设置有较为宽松的再审制度，因而在事实上，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既判力问题的态度较为轻视。实践中，既判力问题遭受到了更大程度的轻视，同一个案件被反复多次进行审判是司空见惯的事。更为严重的是，法院、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人大、某些党组织等各种各样的机关和组织以及其领导人都可以对判决提出异议乃至于进行干涉，从而使判决很难产生既判力之效果。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法院先后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或者对于相互具有牵连关系的两个案件，后诉法院完全抛开前诉法院的判决而作出与其存在冲突的判决。
二、我国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它对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依法纠正错案，提高办案质量和法官的业务素质等，都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因过分强调追求案件“客观真实”和“有错必纠”，较少考虑判决的既判力，使得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启动再审程序主体的规定多元化。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再审程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发起再审程序，但发起再审程序的主体对生效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决定是否启动和发起再审程序标准不一，造成不同主体提起再审的可能性加大。
（二）在认定新证据方面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因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举证期限作出明确规定，造成当事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举证，致使生效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严重导致“终审不终”的情况。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依据之一就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但对于新证据我国法律却没未作出界定，使得当事人在一审、二审期间的任何阶段都可不受时间限制举出证据，甚至有的当事人将本应在一审提出的证据故意隐瞒等到二审甚至在申请再审时才举出证据，这就势必损害诉讼的公正和效率的原则与价值，使法律无法确定其最终裁决的权威。
（三）再审次数无规定，再审条件宽泛，法条规定笼统。
与举证无期限相适应，一个案件究竟应当提起多少次再审，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无作出明文规定，造成败诉方当事人可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在两年时间内可无数次提出再审申请，从而形成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之抗衡，造成“胜诉方不放心，败诉方不甘心”的局面。特别是由于法律未规定约束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上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时间与次数之权利，一个生效的案件多次被提起再审不仅是成为可能，而且大量出现在审判实践中。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条件的情形，均包括了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违反法定程序等多种情形，这种规定过于概括、模糊，且法条规定比较原则、不是很具体，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既增加了提起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又使再审案件的范围无限扩大，容易导致过分地强调裁判的绝对正确性，忽视了诉讼公正的相对性、诉讼程序的安定性、稳定性以及司法的被动性与中立性。这种规定往往容易给败诉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无限申请再审、缠讼不止的制度渊源，造成确定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丧失了司法终审权。
三、既判力理论指导下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思路
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无形中为当事人无休止的申诉大开方便之门。为此，应在遵循既判力理论基础上，对其加以完善。
（一）严格限制再审程序发动主体，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权，限制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就法院系统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与通行民事诉讼理论是相冲突的。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自诉自审、诉审合一，不仅有悖于司法被动性和中立性的基本原则，而且也违背了审诉分离原则，由此形成了审判权对诉权的不当监督和制约。从既判力理论来看，随着生效裁判的作出，后诉法院应尊重前诉法院的判断，后来的任何裁判都不得与此确定判决的判断内容相抵触。即使判决有不当或违法之瑕疵，法院也不得自行废弃或变更，否则判决将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状况不但损害判决的安定性，而且影响法院的威信。即使通过法院再审纠正了确有错误的判决，其付出的代价也过于沉重。
同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未就检察院提起再审的范围作任何限制，不仅有违当事人私权自治原则，而且打破了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不利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既判力角度来看，由于检察院就其认为有错误的生效裁判享有再审启动权，不仅增加了生效裁判的不稳定性，加剧了法的不安定性，也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再审程序发动主体，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权，限制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的范围。
（二）必须贯彻举证有限原则。
举证有限是指当事人在法定的诉讼期间内依法向人民法院举出与案件有关的一切证据，超过时限举证将承担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的法律后果。证据是决定案件的性质是非之关键因素，正因为诉讼证据的不断出现，导致当事人无限的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也无限的启动再审程序，这样，则会使许多合法权益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悬置状态的不定地位，势必引起社会关系紊乱，危害社会稳定。因此，确定举证有限原则，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它是贯彻诉讼的时效与经济原则，可节约诉讼成本，能更好地贯彻执行诉讼程序公正的原则。
贯彻举证有限原则后，要求新证据应在一定时间内举出，即证据是由于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无法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的，或者再审申请人以前不知或不能知道的足以推翻原裁判的证据，或者裁判后获取得当时举证不能的证据，或者在原审程序中未发现的证据，或者经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亦未调取的证据。如果查明再审申请人在原判应当举证而故意隐瞒不举证的，在申请再审时，应视其为已放弃举证权利，其举证一般不予认定为新证据；如果举出的所谓新证据明显不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也不能认定为新证据；如果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已举出该证据，但原审在庭审中没有加以质证，而该证据又严重地影响案件的实体判决结果，应视为新的证据。
（三）明确规定再审条件的具体标准。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对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的条件作出规定，但该条文规定比较原则、且概括、模糊和笼统，造成审判实践中很难掌握。因此，有必要对该条再审条件的内涵与标准进行完善：1、关于对再审申请人所举出的新证据如何认定的问题，如前面（二）所述（略）。2、关于原判在认定事实上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不足；（2）证明案件事实存在证据不足；（3）证明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4）证明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据不足；（5）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间接证据不足或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3、关于对原判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适用法律条款方面的错误；（2）适用法律条款的内容解释方面的错误；（3）因案件事实没有实体法规范，类推法律不当或适用法律原则不当的错误；（4）应当适用特别法而适用普通法方面的错误；（5）适用失效法律的错误；（6）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的错误。4、关于对原判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的问题，应当明确界定为：（1）合议庭组成不合法的；（2）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3）或者没有依法传唤或通知当事人的；（4）证据取得不合法或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5）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6）未按规定送达，即缺席审理和判决的；（7）依法应当公开开庭审理而没有公开开庭审理的；（8）违反受理案件管辖规定的。同时，对于“确有错误”的内涵与标准，应当明确界定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冤假错案。只有明确规定再审条件的具体标准和界定确有错误的内涵，才能在审判实践中准确地适用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确保生效裁判文书的稳定性。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诉讼程序，既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又要考虑我国的国情，本文仅就部分比较基本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尚有待于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进一步检验、论证。
参考文献：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命名管理办法的通知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命名管理办法的通知
渝府发〔2012〕56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市政府同意《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命名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命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全市国防教育基地建设，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普及和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重庆市国防教育条例》和《国防教育基地命名管理办法》（国动教育〔2007〕9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是具备国防教育功能，经市人民政府命名的国防教育场所。主要指：用于缅怀纪念的场所，包括纪念馆、纪念地、领袖故居、烈士陵园、革命和历史遗址等；用于观摩学习的场所，包括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青少年宫、国防园、兵器馆、部队荣誉（军史）馆等；用于开展军事训练的场所，包括民兵训练基地、学生军训基地、少年军校等；其他具有国防教育功能的场所。
第三条 国防教育基地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应当坚持建用并重的原则和巩固、提高、发展、创新的方针，不断加强基础建设，强化教育功能；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教育形式；创新展示手段，增强教育效果，促进全市国防教育深入开展。
第四条 国防教育基地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为公民接受国防教育提供便利，对有组织的国防教育活动实行优惠或者免费；对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在全民国防教育日和全市国防教育宣传周期间向社会免费开放。
第五条 重庆市国防教育办公室负责全市国防教育基地的命名管理工作。
第六条 命名国防教育基地应当坚持标准，注重实效，保证质量，实行动态管理。
第二章 国防教育基地的命名
第七条 市国防教育基地应当国防特色鲜明、功能设施配套、机构制度健全、作用发挥明显，有较强的示范和辐射效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第二十八条和《重庆市国防教育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主题内容鲜明。紧扣国防教育主题，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具有思想性、知识性、可鉴赏性，有助于普及国防知识，增强群众国防观念，陶冶公民爱国情操。
（二）管理正规有序。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有健全的规章制度，管理规范，运作有序，无不正当经营，无违章违规现象。
（三）基础工作扎实。基本建设比较完善，教育资料完整翔实，师资或者讲解员队伍素质较高，配套设施齐全，更新及时，满足开展国防教育活动需要，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四）经费保障落实。有必要的经费保障，能够保证正常运转。
（五）社会效果显著。按照全市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和国防教育办公室的部署和要求，经常开展各种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活动，并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
第八条 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推荐。直属市级部门和单位管理的，由有关市级部门和单位推荐上报。
第九条 对推荐命名的市国防教育基地，由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会同宣传、教育、民政、旅游、党史等部门和单位进行综合考评，提出建议，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命名，并报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备案。
第十条 市国防教育基地原则上每5年命名一次，根据需要可以召开命名大会，授予牌匾，颁发证书。
第十一条 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应当从已命名的市国防教育基地中遴选，由市国防教育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择优推荐，报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综合考评、批准命名。
第三章 国防教育基地的管理
第十二条 全市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国防教育基地的规划、建设。
第十三条 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会同区县（自治县）国防教育办公室，每年对市国防教育基地进行一次抽查，并视情通报检查情况。
第十四条 对组织开展国防教育工作不力，工作无创新发展或者发生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的国防教育基地，市、区县（自治县）国防教育办公室应当及时给予批评帮助并限期整改。
第十五条 市国防教育基地不再具备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由市国防教育办公室报市人民政府撤销命名，同时报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备案。
第十六条 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不再具备相应条件的，由市国防教育办公室按有关程序报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撤销命名。
第四章 国防教育基地的保障
第十七条 全市各级政府、有关市级部门和单位对本行政区域内和所属国防教育基地应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财力、物力上给予支持，为其发挥国防教育作用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十八条 市、区县（自治县）国防教育办公室可会同有关部门，对开展国防教育活动费用支出较大的国防教育基地给予适当经费补助或者采取其他方式予以扶持。
第十九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或者捐赠所收藏的具有国防教育意义的实物，用于国防教育基地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国防教育基地对提供使用的实物应当妥善保管，使用完毕及时归还。
第二十条 国防教育基地开展国防教育活动所需的军队退役装备，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