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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文化部


全国文化设施维修专项补助经费和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专项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善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作条件，加强全国文化设施维修专项补助经费和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专项补助经费（以下简称专项经费）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文化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和《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总体规划》，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经费是中央财政安排用于地方特别是边疆地区文化设施维修、专业设备购置的专项补助经费。专项经费由文化部和财政部共同管理。
第三条 专项经费必须按规定用途，专款专用。不得用于本办法规定范围以外的项目，不得抵充单位行政、事业经费。各级文化、财政部门和有关单位不得截留、挪用和挤占。
第四条 专项经费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第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文化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文化部门）使用专项经费，必须接受文化部和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二章 补助范围
第六条 专项经费的补助范围如下：
一、县级以上（含县级）文化部门所管辖的文化馆、文化中心、群艺馆、图书馆、影剧院、排演场（厅）、剧院（团）等文化单位的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更新购置。
万里边疆文化长廊专项经费限用于补助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18个地区。
二、文化流动车的补助。
三、地方文化事业其他特殊困难补助。

第三章 经费的申请和审批
第七条 凡符合上述补助范围的单位可申请专项经费，申请时间为每年1月1日至5月30日。
第八条 省级文化部门和财政部门为专项经费的申请单位。省级文化部门所属单位以及地、市、县文化部门申请专项经费时，均须逐级上报省级文化部门，经省级文化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汇总后向文化部和财政部提出申请。凡越级上报或单方面上报的申请均不受理。
第九条 对各省级文化部门和财政部门报来的申请，文化部进行审核汇总，并根据文化事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结合各省级文化部门对专款的管理情况、使用效益及当年的实际需要进行综合平衡，制定出初步分配方案，征得财政部同意后，由文化部、财政部共同下达。

第四章 财务管理与监督
第十条 专项经费实行“专项申报，逐项核定，专款专用、跟踪反馈”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省级文化部门和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使用的专项经费的财务管理和监督。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在收到专项经费补助通知后，必须及时将经费拨付同级文化部门，文化部门收到拨款后，应及时将经费一次拨付给用款单位。
第十三条 已批准补助并拨款的项目，在一年内未动工的，文化部和财政部可将该项目予以注销，并将已拨经费调至其它补助项目，或由财政部收回。
第十四条 当年未完工项目，年终经费结余，可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项目完成后如有结余资金，用款单位应上交其主管部门，用于下年度本地区文化设施的维修。
第十五条 如遇有特殊情况需调整或变动已批准的项目或项目内容，须由省级文化部门提出报告，经文化部批准后方能调整或变动。
第十六条 用款项目完成后，由用款单位编制专项经费使用情况报告，经省级文化部门、财政部门审核汇总后，报文化部和财政部。
第十七条 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文化部和财政部将暂停核批所在省、区、市新的补助项目，并追究有关人员和负责人的责任：
一、虚报补助经费预算；
二、擅自变更补助项目内容；
三、挪用专项经费；
四、因管理不善，给国家财产和资金造成损失和浪费；
五、经费不能及时拨到使用单位。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文化部和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逮捕必要性审查及其工作机制研究

　　　　　　　　　　　　　　　景县人民检察院 杨素珍

摘要：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职能。在司法实践中，以捕代侦、忽视逮捕必要性条件的情况大量存在。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应重视和保障人权，将逮捕必要性审查作为重点。本文拟从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内涵以及存在的意义的入手，探讨当前逮捕必要性审查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做法。
关键词：逮捕必要性、内涵、审查、问题、做法

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刑事诉讼中的及其重要环节，也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办案人员往往把逮捕放在“构罪即捕”的层面，以捕代侦的情况大量存在，忽视了逮捕必要性条件，忽视了对公民人权的保障，与目前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违背。因此，在推进我国法治进程中，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要重视和保障人权，转变构罪即捕的观念势在必行，将逮捕必要性审查作为重点，严格审查逮捕必要性。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对当前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略疏己见。
一、 逮捕必要性的内涵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一般总结为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它们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证据条件、刑罚条件是前提,必要性条件是关键,是对前两个条件的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逮捕需要具备三项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有逮捕必要。在使用逮捕的三项条件中，前两项条件比较明确具体，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第三项条件则比较模糊、缺乏客观标准，即所谓的逮捕必要性条件。该逮捕必要性规定没有解释社会危害性的内涵，也没有提供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标准，不具有司法操作性。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的必要性条件作了修改,在修改后刑诉法第七十九条规定，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以下五中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是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二是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三是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四是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五是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判断逮捕必要性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危险性，其中包括犯罪嫌疑人具有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危险和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改后的刑诉法对逮捕条件做了进一步细化，遵从了无逮捕必要推定原则和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大大提高了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可操作性，减少了司法权利的滥用。
二、 逮捕必要性审查的意义
逮捕必要性审查主要包括：明确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规定，犯罪案件中常见的有逮捕必要和无逮捕必要情形，明确需进行逮捕必要性证明的案件范围、逮捕必要性证据的内容以及逮捕必要性的标准，逮捕必要性论证说理等方面，确保这些方面可以得到圆满完成。通过探索建立逮捕必要性司法审查机制，来体现决定逮捕过程的程序正当性。
逮捕审查制度的本源是保护人权，对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确有逮捕必要的，就要严厉打击，而对一些轻微刑事犯罪，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等，社会危险性不大的，确无逮捕必要性的，慎用逮捕措施，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严格控制逮捕，慎用逮捕措施，尽可能的少捕，在程序上给予保障措施，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
三、 当前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审查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逮捕必要性的界定模糊。我国立法对“逮捕必要性”未具体明确。即使改后的刑诉法对可能性作出一定的具体性界定，但是在实践中把握和界定这个必要性仍然很模糊，不易操作，使各侦查部门在逮捕标准上产生分歧，不易达成一致，不易准确、统一性的把握社会危险性的标准。根据改后的刑诉法的规定，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有逮捕的必要，因为根据日常经验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有实施新的犯罪等五种行为的可能，尽管可能性有大有小，因人因案而异，但谁也不能说一个犯罪嫌疑人绝对没有实施这五种行为的可能。
第二、将逮捕功能地位被认定为单一的惩罚和追究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逮捕措施惩罚犯罪、保障诉讼的功能被扩大，很多同志习惯于将逮捕把握在“够罪即捕”的层面，比较普遍地忽视逮捕必要性条件，使得逮捕功能定位为单一的惩罚和追究责任。轻罪案件逮捕率比例较高，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将逮捕的必要性功能异化为以捕代侦、保障侦查顺利进行的手段，为了提高侦查效率，希望尽可能多的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这与司法保障人权的发展趋势不相符。过分的强调以暴制暴，单方面过重的强调符合法律的规定，而忽视了对社会效果的考虑，对犯罪嫌疑人改造的措施被忽略掉，没有达到逮捕必要性反映的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三、逮捕审查程序缺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查逮捕程序倾向行政化，审查批捕工作多数通过书面材料的方式进行，使得审查逮捕缺乏必要的程序正义。但是在实践办案中，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很少就逮捕必要性进行侦查，一般是尽可能多的收集够罪证据，而忽视对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收集。一些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也是过于重视够罪证据的审查，而忽视在审查环节中对逮捕“必要性”证据的审查，未能很好的考虑逮捕必要性问题。为此新刑事诉讼法为改变明确增加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同时赋予证人等诉讼参与人以及辩护律师等参与审查逮捕程序的权利。这一规定对于保证逮捕适用的准确性,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有重要的意义。
四、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做法
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如何把握逮捕“必要性”，可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将“慎捕”作为办理逮捕案件的指导原则。在办理案件中，应将是否具有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可能性作为审查逮捕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够罪即捕的观念提出，形成慎捕思维。新刑诉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取保候审。这体现出我国审查逮捕机制从法律到上将取保候审的功能定位于权利保障。修改后的刑诉法第72条规定了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得到了扩大，在其人权和工作办法都已经得到法律认可和保障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在逮捕必要性审查中应该积极考虑到可以适用监视居住的情形，降低适用逮捕。将慎捕思维贯彻始终，将会改变我国审判前阶段的羁押率居高不下的客观事实。
第二，强化逮捕必要性标准。公检法司应统一对逮捕必要性的适用认识、使用范围、使用标准的操作问题进行界定，使相关规定更加明确、具体，便于操作。可以建立量化评估逮捕必要性司法机制，对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并以适当的方法进行量化，根据量化结果对逮捕必要性进行评判，以起到逮捕必要性条件具体化的效果，判定有无社会危险性及社会危险性是否严重，以在控制逮捕率方面发挥功效。
第三、完善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是指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时，不仅要在《提请批准逮捕书》中有逮捕必要性的情况说明，还要提供证明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性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要对《提请批准逮捕书》及案卷材料中逮捕的三个条件是否齐备进行复核、审查，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对逮捕必要性进行重点审查论证，并将论证的理由在《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中详细写明。但实际中，侦查机关往往只是准备是否构成犯罪的论证材料，之后简单的说明有逮捕必要，这也不利于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必要性工作的开展。因此要加强检察机关的沟通，更要建议公安机关制定程序性规范文件格式，就逮捕必要性的情况说明单独列表，制作法律文书，附上证据材料，才可以将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有效的运用实务。

参考文献
1、吴专生，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实证考量，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04期
2、龚培华 陈柏新，建立量化评估逮捕必要性司法机制的思考，人民检察，2012年第18期
3、陈国庆，华人民共和国形势诉讼法最新释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