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日照市地方史志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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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


无锡市人民政府令（ 第133号 ）


《无锡市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办法》已经 2012 年 11 月14日市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2012年12月3日



无锡市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完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增强企业信用观念，营造企业信用环境，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信息，是指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中形成的，能够用以分析、判断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信息征集，是指归集、加工、披露、使用和更正企业信用信息等活动。
第三条 企业信用信息征集遵循客观、公正、准确和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国家秘密和企业商业秘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工作的领导和综合协调，确保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工作健康发展。
第五条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是本市信用管理部门，负责全市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以下简称市信用中心）负责本市企业信用基础数据管理系统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并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工作。
第七条 依法设立的企业信用信息征信机构（以下简称征信机构）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征集企业信用信息，并开展企业信用信息征信活动。
第八条 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的有关活动。
鼓励项目开发、商业投资、商务采购、经营决策等活动使用企业信用信息。

第二章 归集与加工
第九条 归集企业信用信息主要包括企业的识别信息、信贷信息、公共信息和其他与企业信用相关的信息。
归集企业信用信息的具体目录，由信用管理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十条 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公用事业单位、行业组织（以下统称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市信用中心提供企业信用信息，但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除外。
第十一条 下列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向市信用中心提供其履行职责中形成的相关企业奖励、行政处罚和其他企业信用信息：
（一）工商部门提供企业工商注册基本资料、年检情况、抵押登记、工商案件和驰名、著名、知名商标等信息；
（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供企业组织机构代码、各类行政许可、省名牌产品、质量抽查等信息；
（三）税务部门提供企业税务登记、企业纳税信用等级、欠缴税款等信息；
（四）公安部门提供旅馆行业相关资质、行政许可等信息；
（五）环保部门提供企业危险废弃物经营许可、辐射安全许可、环境行为等信息；
（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企业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和企业支付、拖欠工资等信息；
（七）建设部门提供有关企业资质等信息；
（八）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提供药品企业生产、经营许可和药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等信息；
（九）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提供企业出口商品免验、注册登记、出口危险品包装许可、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等信息；
（十）金融部门提供企业贷款卡发放信息、金融资信等级、金融违法等信息；
（十一）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提供企业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信息。
经信、发改、民政、信电、科技、农业、商务、物价、统计、文化、海关、粮食、交通、教育、卫生、市政园林部门和司法机关等其他信息提供单位，应当按照约定向市信用中心提供有关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二条 市信用中心除归集信息提供单位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外，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自行归集企业信用信息：
（一）直接从涉及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的其他信息系统中归集；
（二）以约定方式从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掌握的企业信用信息中归集；
（三）以约定方式从征信机构获取的企业信用信息中归集；
（四）以约定方式直接向企业或者企业交易对象归集。
第十三条 征信机构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自行归集企业信用信息：
（一）从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中归集；
（二）以约定方式从市信用中心归集；
（三）以约定方式直接向企业或者企业交易对象归集。
禁止以欺骗、盗窃、胁迫、利用计算机网络侵入等不正当手段归集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四条 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对其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真实性负责。
市信用中心和征信机构对其自行归集的企业信用信息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 市信用中心应当保持其归集的企业信用信息内容原始性和完整性，不得对企业信用状况进行评级或者作出主观性评价。
第十六条 征信机构应当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加工制作企业信用报告或者企业信用评估报告。
征信机构制作信用评估报告应当以评估指标体系和标准为依据，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

第三章 披露与使用
第十七条 下列企业信用信息可以向社会公开披露：
（一）企业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类型、经营范围、注册资金等基本情况；
（二）报经审批、核准、登记、认证、年检的结果；
（三）诉讼判决、裁定、决定；
（四）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等行政处罚；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八条 下列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用户），可以按照以下规定查询企业信用信息：
（一）信息提供单位和以约定方式提供信息的单位，持单位证明查询其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
（二）经被查询企业授权的单位或者个人，持书面授权书、单位机构代码证或者个人身份有效证件，查询授权范围内的企业信用信息；
（三）依职权进行案件调查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持相关证明，无偿查询相关企业信用信息；
（四）法律、法规规定其他可以查询的单位或者个人，按照规定程序，查询有关企业信用信息。
被征信企业可以持证明查询本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九条 市信用中心、征信机构不得向第十八条规定的用户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企业信用信息。
除向社会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外，用户获取的企业信用信息不得披露或者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企业信用信息牟利。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行业组织，应当对信用记录保持良好的企业给予支持和鼓励，并在评优表彰、资格资质认定、项目（设备）招标、政府采购、政府奖励和资金扶持等活动中，使用市信用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意
见表，或者征信机构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未经企业同意，不得将所使用的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意见表或者企业信用报告向其他单位、个人披露。
第二十一条 市信用中心、征信机构在企业信用信息提供活动中，对涉及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经被征信企业同意提供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市信用中心、征信机构应当对企业信用信息使用的情况进行记录，并保存2年。
企业信用信息使用记录应当包括企业信用信息使用时间、对象等情况。
第二十三条 市信用中心、征信机构应当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保证企业信用信息的安全。

第四章 异议信息处理
第二十四条 被征信企业或者用户认为企业信用信息有错误的，可以向归集该企业信用信息的市信用中心、征信机构书面提出异议申请，要求予以更正，并就异议内容提供相关证据。
第二十五条 市信用中心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自行归集的信息有异议的，经核实确有必要更正的，应当及时予以更正，并书面告知异议申请人以及被征信企业；
（二）自行归集的信息有异议的，经核实无须更正或者无法核实的，可以对异议信息不作修改，但应当书面告知异议申请人；
（三）信息提供单位提供的信息有异议的，应当及时通知信息提供单位进行核实，提出答复意见，并根据答复意见答复异议申请人，更正信息系统中的异议信息。
信息提供单位应当自收到异议信息核实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二十六条 征信机构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对异议信息进行核实，并书面答复异议申请人以及被征信企业。
第二十七条 异议申请人逾期未收到答复，或者经答复仍认为有错误的，可以申请信用管理部门对异议信息作出处理。
信用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书面答复异议申请人。
第二十八条 异议信息无法核实的不得披露；异议信息处理期限内，该信息暂不披露和使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予以通报，并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
（二）擅自对企业信用状况评级或者作出主观性评价的；

（三）未按照规定披露企业信用信息的；
（四）未按照规定提供查询服务的；
（五）利用企业信用信息牟利的；
（六）未按照规定处理异议信息的；
（七）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三十条 征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加工制作企业信用报告、企业信用评估报告，或者未按照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异议信息的，由信用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可以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征信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信用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可以处 1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第十七条规定向社会公开披露企业信用信息的；
（二）未按照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用户提供查询服务的；
（三）未按照第二十二条规定保存企业信用信息使用情况记录的。
第三十二条 征信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信用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一）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归集企业信用信息的；
（二）违反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擅自向用户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的；

（三）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在企业信用信息提供活动中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法律、法规已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民事侵权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发生，尤其在目前举国烦躁的环境下，侵权事件越来越多。而对被侵权人的赔偿范围，又因诸多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差异性，变得扑朔迷离。特别是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的赔偿范围的解释，使被侵权人在诉求过程中增加了不必要的诉讼风险。
　　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探析，有助于维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侵权赔偿范围相关规定的变化及其蕴含的立法倾向
1、《民法通则》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规定没有涉及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等。
　　　这是由于《民法通则》颁布于1986年，是在文革“砸烂公检法”后恢复正常法律秩序不久制定的，比较粗放，具有纲要性质，且对被侵权人的保护意识不强，所以对于赔偿范围规定得较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6条：“赔偿的生活补助费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的规定，该“生活补助费”显然与残疾赔偿金的标准相差甚远，不具有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规定已经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予以列举，同时列举的还有“生活补助费”、“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这就进一步说明《民法通则》中的“生活补助费”，不具有“残疾赔偿金”的性质；而且，“残疾赔偿金”与“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不是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受害人可以同时主张“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这就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相同。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赔偿范围后，同一条款同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赔偿范围不受加害人是否受到刑事诉讼或者制裁的影响。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生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的规定，不仅对“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予以并列列举，而且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也予以明确。这充分说明“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各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是对受害人不同损害的补偿，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或者冲突。
　　5、《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仍然作为赔偿的范围。但是，没有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予以列举是一个倒退，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漠视。
　　从上述的规定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赔偿的范围逐渐增加和具体。由此可见，立法者越来越倾向于保护被侵权人，使得被侵权人在受到伤害后获得较多的赔偿，不仅弥补其造成的损失，也对其精神有所抚慰。
　　但是，赔偿的标准还是过低，对被侵害者的保护不够充分，也使得侵权人违法成本过低，起不到惩戒作用，从而不能有效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
　　　残疾赔偿金的法律性质
　　　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
　　　有学者认为，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这一观点是偏颇的。
　　　首先，如果残疾赔偿金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则必须根据受害人生前收入状况来考虑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具体数额，这就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不是目前仅仅根据户口类型确定赔偿数额。
　　　其次，众所周知，构成残疾未必影响劳动能力，如果不影响劳动能力，就无所谓未来收入损失的说法。
　　　目前除交通事故外，民事侵权的伤残鉴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6年发布的《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作为定残标准。根据该标准，很多症状构成伤残，但是不会影响劳动能力。例如：“开颅手术后无功能障碍”、“颈部瘢痕畸形，不影响活动”、“全身瘢痕占体表面积≥5%”等症状均构成九级伤残，但是并不丧失劳动能力。因此，此类伤残不会导致未来收入减少。如果如某些学者的观点，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那么，受害人未来收入并不减少的情况下是否就无需支付残疾赔偿金？显然，无论是否影响劳动能力，也无论是否未来收入有损失，只要构成伤残，就必须支付残疾赔偿金。
　　　所以，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是受害人受伤致残后自身产生心理负面影响甚至自卑情结或者他人对受害人产生负面感觉或者评级的一项综合弥补。
　　　残疾赔偿金不应当分三六九等。
　　　既然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就应当不分户口类型或者地域等因素而统一赔偿标准。
　　　目前司法实践是按照受诉法院的不同或者居住地的不同以及户口类型的不同而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的。这是有悖立法初衷和公平原则的。
　　　从法理角度看，既然人生而平等，那么，同一等级的残疾赔偿金就应当一样。此点，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的规定，就是对生命同价的最好诠释。
　　　户口类型本来就是中国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倒退和违背普世价值观的，况且，户口类型并不是收入多少的依据。因此，以户口类型来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是非常值得诟病的。
　　　“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不应当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
　　 因为不同的受害人所抚养的对象多少和情况各有差异，对于受害人需要抚养的对象较多的情况，也许“残疾赔偿金”还不够支付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如果该受害人丧失了劳动能力，残疾赔偿金的救济作用就非常有限，更谈不上是实际损失的赔偿，此时，受害人及其整个家庭的生活必然立即陷入困境。
　　所以，受害人只要构成致残，就应当获得残疾赔偿金，而因此丧失劳动能力的，必须另外获得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换言之，受害人构成伤残未必丧失劳动能力，丧失劳动能力未必就一定有被其抚养的对象，所以说，“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是对伤残者不仅丧失劳动能力且又有需要抚养的对象的特殊情形的补偿费。如果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对于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子女需要抚养的受害人，即使获得残疾赔偿金，而该残疾赔偿金又是按照农村标准，其家庭必然处于悲惨境地，甚至无法生存。
　　　所以说，取消“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的赔偿项目，或者说，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都是违反公平原则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如何理解（法释〔2012〕21号）所规定的赔偿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的规定，没有将“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予以列举，那么，是否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就不予支持呢？
　　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得到法院支持。
　　首先，对于“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没有予以明确排除。而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则是明确排除精神损害抚慰金。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采取不同态度。
　　其次，根据对“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中的“等费用”的语义理解，造成被害人残疾或者死亡的，不仅仅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或者丧葬费。
　　其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而根据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是必须赔偿的。
　　所以，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没有对“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进行列举，在适用法律时应当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
　　另一方面，正义不仅是法律的重要价值要素之一，同时又是法律的评价体系。从伤情鉴定规则和伤残鉴定规则比较来看，伤残级别较高的才能构成轻伤或者重伤，加害人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被害人死亡的，加害人更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刑事附带民事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其结果便是受害严重的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这与社会正义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得到支持。
　　　（法释〔2012〕21号）给受害人带来的诉讼风险
　　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四款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的规定，但是因为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就会导致法官在适用该司法解释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如果受害人就赔偿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就会冒法院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风险。同时，因该司法解释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即使受害人愿意与加害人就民事部分达成和解，在协商具体数额过程中，受害人同样处于劣势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赔偿数额过小，从而，违背法律的公平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该司法解释时也许初衷是为了防止产生空判，即避免判决书中判决数额因加害人的赔偿能力有限而无法实际履行的情形。
　　但是，该司法解释显然是因噎废食，顾此失彼的。虽然过去确有判决得不到完全履行情形，但是，明确“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却实实在在地维护了绝大多数受害人的利益，使损害和赔偿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因此，该司法解释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加大受害人的诉讼风险，使弱势群体更弱，因而该司法解释条款属于恶法性质。
　　　（法释〔2012〕21号）对惩治犯罪造成的负面影响。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其所犯罪行相适应。
　　　同时，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进行客观量刑。
　　　但是，由于（法释〔2012〕21号）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导致受害人担心依法判决时“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得不到法院支持，所以，为了获得应得的赔偿金，就积极谋求民事部分和解。而在协商过程中，加害人掌握了受害人的心理，于是就肆无忌惮地要求受害人出具谅解书。正如加害人所预料的一样，受害人为了获得该赔偿款，只能违心地谅解加害人，甚至违心地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赔偿和被害人的谅解都是重要的从轻情节，被害人出具的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更是法官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的重要理由（此点也无形中为法官徇私枉法提供便利）。
　　　结果显而易见：在赔偿数额并没有实际增加的情况下，因被害人的违心谅解和要求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使得犯罪分子被重罪轻判，且冠冕堂皇。
　　　孔子在几千年前就作出警示世人的发问：“以德报怨，何以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