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为热心公益事业的华侨港澳同胞立碑铭志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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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为热心公益事业的华侨港澳同胞立碑铭志若干规定
广州市为热心公益事业的华侨港澳同胞立碑铭志若干规定
广州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鼓励和表彰对本市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华侨、港澳同胞，根据《广州市华侨、港澳同胞投资优惠暂行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立碑铭志，包括立碑、刻石、以捐赠人姓名命名公共建筑物、场所等形式。
第三条 凡热心资助本市经济文化建设或兴医办学、修桥筑路和扶持残疾人事业等社会公益福利事业，有突出贡献的华侨、港澳同胞可立碑铭志。
第四条 立碑铭志由区、县（市）人民政府或受益单位的局以上主管部门负责。
有特殊贡献的，可以市人民政府名义为其立碑铭志。
第五条 立碑铭志的审批要限和程序：
（一）由受益单位填写《立碑铭志推荐书》；
（二）报所在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以及受益单位的局以上主管部门批准；
（三）以市人民政府名义立碑铭志的，须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碑石规格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受益单位的局以上主管部门根据被立碑者贡献大小而定，一般不超过1．5Ｍ×0．75Ｍ×0．20Ｍ。
第七条 立碑铭志所需费用，由受益单位负责。
第八条 为台湾同胞立碑铭志的，参照本规定办理。
第九条 本规定由广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组织实施和解释。
第十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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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1998、1999、2000年文化教育合作执行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1998、1999、2000年文化教育合作执行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本着发展两国人民之间在文化、教育、体育和新闻领域的友好关系的愿望，根据1993年6月7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文化教育合作协定》，就1998、1999和2000年文化教育合作执行计划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双方支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克罗地亚科学院之间的直接合作。
一、文化和艺术
第二条
双方将支持互换高水平的艺术展览。展览内容和展期及随展人数将另行商定。
1、克罗地亚共和国希望于1999年在北京和在华其它城市举办“克罗地亚现代版画展”。
2、克罗地亚共和国希望于2000年在北京举办“克罗地亚雕塑一千年”展，该展将在另签合同的基础上付诸实施。
第三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将互换一个艺术摄影展。
第四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1、克罗地亚共和国将邀请中国美术家参加在里耶卡举办的每两年一届的国际绘画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邀请克罗地亚美术家参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的相应的国际美术展。
2、双方将互换一个艺术家代表团，为期一周。
第五条
双方支持中克两国文物保护部门之间的直接合作。
克罗地亚共和国文化部文保局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在互换两国文物专家和交流两国文物现状信息方面建立合作。
专家和访问期限将另行商定。
第六条
1、克罗地亚共和国希望在本计划有效期内组织一个京剧团在克罗地亚境内演出；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邀请萨格勒布四重奏组访华。
第七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1、克罗地亚共和国将于1999年邀请中国民间艺术团30人参加萨格勒布国际民间艺术节。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8年下半年邀请克罗地亚民间艺术团30人访问中国。
第八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1、克罗地亚共和国将于2000年邀请中国木偶团20人参加萨格勒布国际木偶节。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邀请克罗地亚木偶团20人访问中国。
第九条
克罗地亚共和国将邀请一个中国少儿艺术团参加什贝尼克国际儿童艺术节。访问时间和人数将另行商定。
第十条
克罗地亚共和国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将邀请一名中国民乐教授赴格罗日尼杨国际音乐青年文化中心为青年音乐工作者培训班讲课。
第十一条
1999年双方将举办电影周和动画片周，以介绍对方国家的影片。
第十二条
克罗地亚共和国希望在华举办萨格勒布“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辞书出版社组织的“克罗地亚百科全书500周年”展览。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具体商定。
第十三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将互换一个4人文学家代表团，为期10天。
第十四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1、克罗地亚共和国将邀请一名中国文学家参加萨格勒布文学讨论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邀请一名克罗地亚文学家参加在华举办的国际文学聚会。
第十五条
双方将鼓励和支持出版汉克词典和克汉词典以及其它出版物，并为此互派3人的出版代表团，为期10天以内。
第十六条
双方支持科学和文学专业翻译家的交流。访问人数和时间另行商定。
第十七条
双方将支持互相翻译克罗地亚和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和其它作品。
第十八条
克罗地亚共和国建议萨格勒布国际出版物常设展览机构与中国有关出版社继续合作。
第十九条
双方支持两国国家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进行直接合作，为此，在本计划有效期内，互换一个专家代表团为期一周。专家人数和访问日期另行商定。
第二十条
双方支持两国博物馆、画廊和档案馆在直接商定的基础上就交换专家、出版物和文献进行合作。
第二十一条
双方支持两国广播电台、电视台在直接商定的基础上就交换节目和专业人员进行合作。
第二十二条
双方支持两国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进行合作。为此将探讨对国际项目共同参与和合作的可能性。
二、教育
第二十三条
双方支持两国大学之间建立直接合作关系，特别是业已建立的合作关系。
已建立直接合作关系的高等院校将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交换学者，具体事宜将由这些学校自行商定。
第二十四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每年互换两个奖学金名额，用于派遣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如一方需要增加奖学金名额，将通过外交途径另商。
第二十五条
双方支持在对方高等院校学习对方的语言及文学。为此，双方将创造条件设立汉语和克罗地亚语教研室和中心。
双方将根据各自的需要及经费情况，并根据对等原则，互换语言教师。具体事宜另商。
第二十六条
双方将就有关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议问题进一步加强工作。
第二十七条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将互换一个由三至名教育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到对方考察，具体事宜将通过外交途径另行商定。
三、体育
第二十八条
双方支持体育领域的合作，具体事宜将由国家体育主管机构另行商定。
四、新闻
第二十九条
双方将支持两国记协和通讯社在直接商定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和交流。
五、一般规定
第三十条
互派代表团的规定：
1、派遣国应将所派人员情况和访问要求至迟在派出前两个月通知接待国；
2、接待国在接到通知后，应在四十天内就是否接待对方和接待日期向派遣国作出答复；
3、派遣国在接到对方同意接待的通知后，应至迟在被派人员抵达前20天将确切的抵达日期、地点和所乘交通工具通知接待国；
第三十一条
互派展览的主要规定：
1、送展国至迟在展览开幕前四个月向接展国提供筹办展览所必须的资料（展出方案、说明文字、展品清单、展出面积、编写展品目录的材料、海报和其它宣传资料）；
2、送展国至迟在展览开幕前十四天将展品送交接展国；
3、接展国将保证展品的安全。若发生展品丢失破损或毁坏等情况，接展国应向送展国提供有关损失的全部资料，并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予以协助。提供破损情况的资料所需的一切费用由接展国负担；
4、未经送展国同意，接展国不得修复破损的展品。
第三十二条
互派留学人员的主要规定：
1、派遣国至迟在每年五月一日前将留学人员名单及所需材料交接受国；接受国至迟在当年七月一日前将留学人员的安排结果通知派遣国；
2、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学习期限按接受国学制规定安排，进修人员的专业进修期限为一年（不包括补习语言时间）；
3、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开始专业学习前，必须掌握接受国语言，专业进修人员应基本掌握接受国语言。一些优秀专家经商接受国同意后，亦可使用英语为工作语言。接受国应为不懂接受国语言的大学生安排必要的语言培训。
第三十三条
互换教员的主要规定：
派遣国至迟于当年五月底前向接受国提交下一学年的教员名单；
教员至少工作一个学年，有可能的话最多延长到两个学年。
六、财务条款
第三十四条
互派代表团和人员的财务规定：
1、派遣国负担所派团组和人员至接待国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和行李超重费；
2、接待国负担对方代表团和人员的住宿、膳食、配备翻译、访问日程范围内的国内交通和文娱活动费、在发生急病或工伤事故时，提供必要的包括药品在内的免费医疗；发给零用费；
3、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待国负担来访者的机场费。
第三十五条
互派艺术团组的财务规定：
1、派遣国负担艺术团组至接待国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及道具、服装及乐器的往返运费；
2、接待国负担对方团组的住宿、膳食（包餐，演出时提供点心和饮料）、配备翻译、交通费（如果是大团的话，届时应配备专车），为确保演出所需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的费用，发生急病或工伤事故时，提供必要的包括药品在内的免费医疗，发给零用费；
3、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待国负担来访者的机场费。
第三十六条
互派展览的财务规定：
1、送展国负担将展品送至接展国首都的往返运费及保险费；
2、接展国负担展品的国内运输费、展厅租用费、印制目录和海报的费用、宣传费和保证展出所必须的其它技术费用；
3、随展人员的待遇按本计划第三十六条规定办理。
第三十七条
互派留学人员（大学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的财务规定：
派遣国负担奖学金生到达对方国家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而接受国负担其自首都至学习地点间的往返区间交通费。
双方根据对待原则向在本国学习期间的奖学金生提供相应的生活费学费（含住宿、用膳、医疗保险、市内交通、零用费等）。
第三十八条
互换教员的财务规定：
双方保证提供本国教研室需要的专业书籍。
派遣国负担教员到达对方国家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接受国负担其自首都至工作地点的往返交通费。
双方免费为教员提供适当的住房。接受国负担取暖、水电和煤气的费用。
双方还应保证：
——根据两国国家条例所确认的对在克或在华工作的外国教员所规定的工资数额提供工资；
——提供符合国家法规的医疗保险；
——提供市内交通费；
第三十九条
本计划自双方呈上核准并经外交途径确认之日起生效，至2000年底有效。
第四十条
本计划于1998年2月27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用中文、克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刘忠德 博若·比什库皮奇
简述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的现状
刘成江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并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此次律师法的修订，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在刑事诉讼格局的设计上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刑事诉讼弱者的保护。这种制度的设定使司法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不平等的天平向弱者倾斜。这种法制的完善使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公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和权利得到维护和张扬，有利于律师以其合法的职能来维护刑事诉讼弱者的合法权益。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法律的协调统一，届时，刑事诉讼格局将会发生一系列新变化。
1、侦查阶段取得了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依据刑事诉讼的现有规定，可见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但要受制于侦查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是否批准，何时批准，批准会见的时间，会见的次数，会见的内容，均取决于侦查机关。律师完全处于被动局面。由于侦查工作具有时限性，封闭性，保密性等特点，侦查机关一般情况下，并不希望律师及早接触犯罪嫌疑人，安排律师会见，往往在案件突破之后。因此，在相当范围的地区，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能够得到及时批准的属个别，不能及时批准会见的为普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受时间限制的属个别，限制时间的为普遍；同意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两次以上属个别，只允许律师会见一次的为普遍。由于律师不能完全自主地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往往成为摆设，不能充分发挥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侦查阶段的会见难是律师界的普遍呐喊，也是一些律师在案件的侦查阶段不愿意承接当事人委托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一状态，修订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一规定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即可会见，不需侦查机关批准，不受会见时间、次数的限制。律师在侦查阶段履行职责受制于侦查机关的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扭转。
2、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
如果说律师取得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是一种形式状态，那么律师取得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则是实质状态。二者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要为内容服务。目前，律师尽管能够得到允许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机会，但完全达不到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谈的程度。其原因一是法律上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而实际上侦查机关几乎都派员在场。在此情况下，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双方涉及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证据的调取等案情的探讨；对是否受到体罚虐待、逼供、诱供等侦查人员违法行为的申诉控告，都会由于侦查人员在场而使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之间的会见交谈势必有所保留，且无可奈何。二是侦查机关的约束。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实践中，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容易，但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则受限制。有些案件，侦查机关需要审查律师的会见提纲，明确告之和犯罪嫌疑人禁谈案情。这就使律师求之不易的会见权受到实质的限制和剥夺。修订后的律师法对此明确，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有关案情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侦查人员在场监听的局面，也不允许其他形式的监听。由此，律师可以在法律和职业纪律允许的范围内，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自由交谈，以期更全面地了解案情，取得对犯罪嫌疑人有效的法律帮助和对其利益的最大维护。
3、在侦查阶段取得了调查取证权。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在刑事诉讼举证、质证、认证制度方面已经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对抗思想的合理因素，但另一方面取证制度仍保留传统的职权主义色彩，控辩双方取证显现明显的不平等对抗。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为例，该法第九十六条仅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法律咨询权，代理申诉、控告权，申请取保候审权，了解涉嫌罪名权和会见权，并没有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存在着妨碍侦查的极大风险。而律师法第三十五条对此有了较大突破。该条款除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外，还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该条款并没有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排除在侦查阶段之外。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律师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及亲属所提供的案情，根据自已对案件的分析，通过调查取证，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和减轻处罚的证据，以使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及时全面调查案情，提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侦结意见和审查起诉意见。
4、在侦查阶段可以更好地行使辩护权。
辩护权是指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而进行申辩活动的权利。辩护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职能之一，刑事诉讼的进行依赖于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职能交互作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刑事诉讼的进程。辩护制度在诉讼中的意义，一是制约侦、控、审活动，有利于司法机关全面客观了解案情，正确运用法律，保持案件质量；二是体现了诉讼的公正和民主，有利于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的作用，是刑事诉讼民主化的重要体现。按照刑事诉讼理论，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基本权利，本来就应该贯穿于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庭审的全过程。但现行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角色定位仅仅是受侦查机关制约的，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专业人员，侦查阶段的律师还不属于辩护律师。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称谓，只有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律师的角色方称为辩护律师，才具有法律规定的辩护权。之所以认为修订后的律师法使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是因为尽管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不是辩护律师，但实际上也可以行使辩护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提供辩护意见并不会受到侦查机关的拒绝，只不过因为律师在现有阶段因权利所限，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而已。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除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之外的一切权利，为律师在侦查阶段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条件和空间。辩护权具有动态性，即伴随着控诉权的行使而行使，有控诉才有辩护，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指控涉嫌犯罪受到讯问或羁押，律师此时不能提供辩护，有悖于刑事诉讼的宗旨；辩护权具有针对性，辩护权是针对控诉方所指控的具体罪名和涉案事实而进行的相对性辩护。不同阶段辩护律师依据所知悉的控方指控内容可以发表不同的辩护意见。既可以在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进行辩护，也可以选择在审查起诉或者法庭审理阶段，针对控诉方的指控及时进行辩护，具有较大的辩护空间。毫无疑问，律师通过侦查阶段在行使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的基础上，提出辩护意见，对于侦查机关全面研究案情，客观收集证据，准确认定案件性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有重大意义。
5、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查阅、复制案卷材料权。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律师在此阶段接触案件材料仅限于侦查机关的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而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中指控涉嫌犯罪的事实往往笼而统之，鉴定材料仅是证据之一，不能囊括全部案情。律师接触案情狭窄，不能了解掌握控方的主要证据，所以，客观上辩护律师和公诉人相比，存在信息不对称。此时，律师提供辩护意见的针对性、客观性和完整性均受到影响，很难提供有效的辩护意见。通常，律师只要认为案件需要起诉，一般不向公诉机关提供辩护意见，待案件移送到法院、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后，再发表庭审辩护意见。本次律师法的修订在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基础上，又增加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这是法律赋予律师案件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一规定基本上使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有了同等的阅卷权，对于辩护律师及时掌握控诉证据，及时与犯罪嫌疑人核对涉案事实，有针对性地收集辩护证据，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条件。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