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粮食作物杂交种子专营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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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督与问责的思考

钟伟苗


　　从近几年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后掀起了对官员问责之风，引起了一片叫好声。但后来人们发现官员问责也存在“躲猫猫”现象，如：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可过了不久就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贵州瓮安原县委书记王勤，因“6•28瓮安事件” 被撤职，也是过了不久，就被悄悄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因派警察进京拘传记者而被撤职的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原县委书记张志国，也在处理后不久，出任沈(阳)铁(岭)城际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安徽阜阳因劣质奶粉引发的“大头娃娃事件”中，被问责的众官员早就纷纷复出；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原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又重新当上了尧都区区长助理……类似这样的问责“躲猫猫”事件肯定远不止上述几例。法制日报曾发表一片文章《官员问责制不应成为一场秀》。
　　与此不同的是，有的地方对开会打瞌睡的干部竟也当场宣布免职。
　　以上说明我们不是没有问责，而是问责行为本身的不规范，情绪化问责的问题较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李汉宇指出：问责要法制化、制度化，不能情绪化。但现实是媒体一曝光、民意一沸腾，问责就来劲，否则就不管不问；上级一重视领导一批示，问责就严肃。这种看来头，看领导眼色行事的就是情绪化表现。而且被问责后的官员复出也很随意。同时我们对问责落实情况的监督还严重缺位。
　　200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希望力克情绪化问责和带病复出，预示着问责制驶入法制化轨道：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由事故问责到行为问责；由运动式问责到经常性问责。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如果监督体系不完备，不管是什么样的好制度，也可能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讨过饭，当过和尚，在社会底层饱受凌辱和苦难，深知官员腐败对民众造成的伤害。为此，他坐上皇位后就竭力遏制腐败，制订了非常严厉的惩治腐败法律，但发现腐败者仍是前“腐”后继。经过多年的摸索，朱元璋总结出了“新官堕落定律”：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前段时间广东省省部级高官腐败窜案，还是最近披露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特大受贿案均表明，这些腐败高官当初的豪言壮语不一定是作秀；上任之初可能亦是雄心万丈，想要干一翻事业，留下青白在人间的。可为什么还是跌倒在严重腐败的前车之鉴上？这正是“新官堕落定律”在作祟。朱元璋也讲立法和执法，但还是在腐败面前吃了败仗，原因是没有形成一个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科学的监督体系，于是造成了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极大而有了腐败受到惩处的可能性极小的局面，以至于让官员们敢于铤而走险，冒死步入腐败行列。
　　我们目前的监督体系也不能说已经完备，以上案例就是证明。监督工作确实还存在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软、违纪监督太迟的状况。主要表现为：
　　一是权力与责任不匹配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不少官员享有很大的个人权力，却很少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北京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曾说：“像我这样的行政官员，权力这么大，自由度这么大，没有高度的觉悟，不是不折不扣地按党说的做，给自己留块自留地也很容易，这样就种下了祸根。”正是由于他努力地耕耘自己的 “自留地”，在8年的时间里，就受收贿赂1670万余元，而且这些贿款近90%与土地审批和房产项目有关。又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据说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卖官案。马德利用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负责包扶企业、提拔使用干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17人贿赂，合计人民币603万余元。按理说，无论是土地审批、出让还是干部提拔使用都是有法律法规规章明文规定的，但为什么在贪权贪财的一把手面前会形同虚设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监督体系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官员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匹配。
　　西方对中国的一个经典攻击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这个判断只涉及到权力与利益这一个方面的关系，没有涉及到权力与责任这另一个方面的关系。若对应地套过来说，就是：权力规定责任，绝对权力规定绝对责任。关键是责、权、利三者的匹配。
　　二是权力与利益难脱钩。在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与民争利现象还比较突出。在行使行政决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行政权力过程中谋取私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三是科学的监督体系远未建立。我们有名目繁多的监督形式：有党内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人民政协监督和社会监督等，但效果并不理想。正象有人在评论人大开展个案监督工作时有这样的担心：“目前人大在并没有把现有监督方式激活、用足的情况下，又去创造新的监督方式，这就好比一个管道被堵塞，我们不去疏通它，而是又去铺设一个，再堵塞，就再铺设。如果我们采用这样一种思路处理问题，就等于永无解药。”其实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实践证明，我们明目繁多的监督形式在效果上还不如近年兴起的网络监督好。如南京抽天价烟的周久耕、广东猥亵门中的林嘉祥、云南的“躲猫猫”事件、温州官员超低价购买多余安置房事件及最近杭州的胡斌交通肇事案都体现了网络监督公开化程度高、监督力度大、效果好的特点。网络监督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传统的媒体经常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又敏感的问题失语。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质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虽然大错特错，但很值得我们反思。 党报党刊（包括电视、电台）是党的喉舌，但如果宣传报道的基本格调老是只围着领导转，报喜不报忧，那么替老百姓说话与替代表党的领导的意思说话当然是会不一样的了。说明我们的传统媒体确实存在监督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由于传统媒体的监督职责履行缺位，其他监督渠道又不很顺畅的情况下，对官员的腐败惩治也好，对官员的问责也罢，很多老百姓对于效果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可能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思维定位方面过于迷信杀一儆百的作用，是到了值得反思的时候了。其实在100个贪官中如果只有一人被捉，就算杀了头，对于其他官员的威慑力还是很小的。如果在100个贪官中有99人被捉，即使每人只判几年，那刑罚的威慑力还是很巨大的。因此，对官员的腐败惩处还是问责，其威慑力主要不是在于惩处或问责本身的严厉性，而是在于其普适性。
　　网络监督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监督形式，在当前具有很大的优势，对官员的行为举止、责任追求等具有很大的监督作用。但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问题是其真实性很难核实。因此，网络媒体的监督可能具有先天的缺陷。目前的传统媒体绝大部门是官方媒体，宣传报道实行严格的官方审查制度，虽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审查的结果是报喜不报忧或监督往往是上对下的监督，那么传统媒体在监督上还是难有大的作为的。如果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紧密合作，那其监督作用可能是不允低估的。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监督方式，只要形成全面的、互相的监督工作格局，遵循公开、透明、公正、客观的监督工作指导原则，那么就一定会有好的监督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监督者本身也需要接受监督。问责制的理论基础正在于对权力的不信任。若领导干部人人都是道德完人，那么权力乱作为或权力不作为也就不会发生了。既然权力被滥用是现实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有责必究”，需引入司法权和公民权来监督制度的执行，“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
　　因此，科学监督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只有上下左右互为依存、互相制约的环形监督体系才算得上是科学的监督体系。只有在科学监督体系背景下的官员问责制才会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
　　一个好的制度可能让坏人变好，反之，一个不好的制度可能让好人变坏。如果我们不从源头上健全预防腐败制度体系，不建立健全科学的监督体系，那么“前腐后继”式的腐败窝窜案还会不断地发生。因此，我们在认真学习贯彻上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科学监督体系的建设。

论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

李冬梅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精力逐渐出现衰退，成为社会人群的相对弱者。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传统的孝道伦理，要求子女赡养年老父母的观念逐渐在弱化，几代同堂的家庭更是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使得子女与父母分开，破坏了老年人传统上可以依赖终生的照顾网络。随着个人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孝道伦理本身也在经历变化。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就显得非常必要。
　　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宪法原则。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婚姻法除将保护老人合法权益列为基本原则外，还在相关条款中作出了具体详尽的规定：1、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2、父母有继承子女遗产的权利且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3、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4、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5、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6、对拒不执行赡养费、探望子女判决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强制执行。
　　为了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1996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人年权益保障法》，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共六章五十条，从五个方面对老年人权益实行特别保护，具体包括：1、人身自由权。这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2、接受家庭赡养和扶助权。该法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人。对老年人的赡养和扶助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精神上慰藉。3、房屋居住权。该法规定：“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4、婚姻自由权。该法规定“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5、社会保障权。该法在第三章通篇规定了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事宜，内容涵盖：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社区服务、社会求助以及对老年人的法律援助等。第39条还明文规定：“老年人因其合法权益受侵害提起诉讼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缓交、减交或者免交；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如何进一步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将老年人享有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要增强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继续加大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涉老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不断提高全社会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自觉性；扩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确保老年人的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医疗待遇的落实；在农村尽快普及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将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与加快基层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中的作用；更多地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确保老年人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落实：
一、老年人受赡养扶助权要得到较好落实。为落实好老年人受赡养扶助的权利，要积极倡导赡养人之间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明确约定赡养的具体内容和标准，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赡养人所在组织监督协议的履行，可以大大减少赡养纠纷的发生，效果通常都比较好。对于已经形成的赡养纠纷，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等有关组织，首先要认真做好调解工作，化解矛盾，确保老年人受赡养权得到落实。
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在城镇，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建立。在农村，有些地方实行了社会养老保险和多种形式的退养、补贴制度，一些农村老年人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普遍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扶养能力的老年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供养制度。但是，养老金覆盖面还比较狭窄，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占全国老年人总人口比重相当大的农村老年人还没有充分享受到社会性质的养老保障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常常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所以，在农村普遍建立养老保障制度是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重要历史任务。
三、要推进老年医疗康复保险事业迅速发展。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要对离退休人员实行了政策倾斜，对参保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个人账户的计入金额和个人负担医疗费比例都要给予照顾。
四、要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应当广泛开展大量适合老年人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为老年人到老年大学（学校）继续学习创造条件。老年图书报刊、影视、戏剧、文艺作品等也要日益丰富。开创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发挥余热，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五、要进一步加强老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和法律服务深度和广度。人民法院要加大对涉老案件的审判力度，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的“三优先”制度，对较复杂和易反复的案件实行回访制度，对经济有困难的老年人实施司法救助，根据不同情况依法缓、减、免交诉讼费。各种法律服务机构也要针对老年人经济能力差、行动不便等不足，采取措施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当前国家也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法律援助的实施细则，可以多考虑作为援助对象的老年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作出规定上。
　　综上所述，老年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老年人共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体现，是在新形势下，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国家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颁布和实施，为我国老年人维权工作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使我国亿万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受到了法律有效的保护。有民意的关注和政府的支持，建立制度上的养老机制，就不再是空洞的愿景，而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惠及所有老年人的重要举措，让我国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