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设立出口加工区试点复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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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公共利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漏洞凸显，很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后，经常出现行政上不管，司法上无法管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通过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来加强我国公共利益监管，就逐渐成了立法者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为解决公益诉讼发展步履维艰，一直缺乏立法支持的局面，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公益诉讼作出了明确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主体根据法律的授权就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的现代型诉讼。


我们在确立一项制度的时候，尤其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国际大环境下引进与移植一项制度的时候，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项新制度它在世界坐标中的相位以及它未来发展的趋势与走向。总体上，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对“援引法律维护集体利益”问题仍然保持着十分慎重的态度。围绕着“出庭资格”和“主体身份”问题的争议始终未曾平息。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在法律制度上规定了集团诉讼、公民诉讼等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扩大超越个人权利要求的法律诉讼范围依然充满了大量法律学上的困难和司法实践上的困难”。也就是说公益诉讼在两大法系绝非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驾轻就熟，势如破竹。认清到这一点，对于我国构建公益诉讼制度不无裨益。根据我国现实国情，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应该严格遵循下列思路。


首先，应当从立法的层面完善现行的法律。虽然在新的民事诉讼法明确了公益诉讼，但这只是一个很笼统的规定，不利于司法实践。如真对公益诉讼的范围，本条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列举式的立法式在适用中可操作性强，且这两种最为典型的公益诉讼类型，社会影响最为强烈，入法势在必行。那么，这两种以外的现代性诉讼是否可通过公益诉讼制度来调整呢？以立法之意，本条里的“等”就意味着公益诉讼不仅仅就这两类。因此就要求我们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案件范围作进一步解释说明。使法律可诉性、操作性不断增强，形成完善的公益诉讼立法。


其次，发展理论，迎接挑战。理论来自于实践，理论更应该超越实践，给实践以智力支持和精神指导。但是我国的公益诉讼刚刚入法，还处于初始阶段，公益诉讼的理论储备相当不足，无法给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一个明确的指导。因此必须发展公益诉讼的相关理论，迎接新时期赋予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的新挑战是立法界、司法界、学术界必须重视的问题。


最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改变我国传统的司法理念，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理念属于一个民族特定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文化范畴，是法律观念和法律文化长期积累和沉淀的产物，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司法理念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上并受之制约，但是司法理念的发展变化并非与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同步。我国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司法上无诉是求，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司法理念无形中就相对地滞后了。然而，要迅速改变已经根植于民族思想和行为中的文化传统并非易事。在当今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以及受之支配的司法理念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现代的法律思想和司法理念如程序正义、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等都在悄无声息地滋生和蔓延，这对我国刚刚形成公益诉讼制度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桐柏县法院）
推进执行工作风险防控管理是深化惩防体系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也是法院适应新时期的审判要求，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矛盾化解、公正廉洁执法的重大举措。在审判管理中加强执行风险管理的研究与落实，具有实际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风险潜在因素的识别与评估


风险管理的核心工作是风险因素识别和评估，在执行工作风险管理中也不例外。对于风险来源的考察是前提，只有正确的判断与识别风险之发端，才能确定风险管理工作的目标与任务。


（一）财产调查阶段的风险点


该风险点包括拖延、推委执行，导致被执行人藏匿、转移财产，贻误执行时机；执行过程中方法简单、态度粗暴，执行措施使用不当；泄露执行秘密，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致使案件无法执行，造成案件久执不结或案结事不结，涉执上访不断，引发社会矛盾凸显和法院审判工作风险巨增。


（二）执行公权高度集中的风险点


执行公权高度集中，容易引发执行风险。执行权高度集中且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透明度和公开性低，易产生“暗箱操作”，由此导致的司法腐败引发执行风险。（1）由于执行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部门手中，甚至于一部分人或者一个人手中而产生独断，极易产生决策错误。（2）因为权力的绝对集中，缺乏制约机制，产生错误后无法或者难以及时纠正，从而产生严重后果。（3）未按规定程序进行拍卖、变卖、以物抵债、参与分配等处分财产，直接引发当事人投诉、上访，相关媒体热议、上级法院和人大监督部门关注，导致法院审判工作风险隐患。


（三）执行费用收取阶段的风险点


比如未按标准费用收取，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社会公众对法院审判公信力颇有微词，提出质疑，从而加大了法院审判工作风险。


（四）执行款物的管理、发放阶段的风险点


包括未设立执行款专用账户、未指定专人对执行款物进行管理；执行款物的发放审批权限无制约;发放执行款物手续不完善等。这些因素都会造成执行款物管理混乱，对执行人员、执行款物专管人员挪用执行款物存有可乘之机，也是法院审判工作风险的滋生“营养”。


二、风险防控机制的建立与落实


法院应围绕排查确定的各类风险点和风险等级，有针对性地制定风险防范的具体措施，着力形成以岗位为点、以程序为线、以制度为面，上下一体、左右联动的风险防控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一）“财产调查阶段”风险点的防范措施主要落实在“时间性”和“保密性”


执行人员接受执行案件任务后，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执行通知送达、财产线索“四查”工作。因特殊情况未能按期执行的，须经权限批准方可延长。执行部门管理层应加强对办案期限的监督，不得随意延长。


（二）“执行公权高度集中”风险点的防范措施主要落实在“阶段性”


“执行公权高度集中”引发执行风险的防范，关键在于建立分段集约执行工作机制。该机制主要是打破以往“一人包案”到底的模式，通过执行权的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对重点环节和关键节点进行跟踪监督，并以执行流程为依托，打造执行案件流程监督平台，强化执行权力层次化制约，职责流程化分工。根据权力分解、集约执行、简便操作的原则，将执行权纵向划分为执行调查权、执行控制权、执行变现权三个层次，突出财产集约查控重点环节，设置案件流程时间节点，实现执行工作向规范化、精细化、高效化方向转变。规定各阶段分别由不同的执行组或执行员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集约完成特定的执行工作任务。各层次之间相互制约，避免执行权力过分集中，消除执行风险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