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生产建设大型发送变电设备、急需物资运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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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务派遣，是指具有法定经营资质的人才派遣服务机构与劳动者个人建立劳动关系从而拥有人才的劳动力使用权并承担雇主责任，将签约人员外派至使用单位提供的工作场所从事相关工作,并向被外派的位收取相关费用的盈利性经营行为。派遣服务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构成了劳动合同关系，派遣服务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形成了合作关系，由此，三方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劳动法律关系。劳务派遣作为一种特殊用工方式，对于扩大就业、节约企业用人成本和管理成本具有双重意义。本文仅从用工单位角度出发，就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追偿权谈一点见解，以期抛砖引玉。

　　一、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的性质

　　劳务派遣所形成的其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关系，而是涉及劳务派遣单位、实际用工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三方，包含劳务派遣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务派遣合同关系、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及实际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的劳务关系这三个法律关系。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期间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对被派遣劳动者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没有作出规定。

　　《侵权责任法》增加了劳务派遣职务侵权责任承担的内容，规定被派遣劳动者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实际用工单位应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单位受特定实际用工单位委托招聘劳动者，并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将劳动者派遣到实际用工单位工作，其劳动过程由该单位管理，其工资、福利、社会保险费等由该单位提供给派遣单位，再由派遣单位支付给劳动者，并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等事务的一种特殊用工形式。实行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合同》，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实际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务协议》，实际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双方之间只有使用关系，没有聘用合同关系，劳务派遣单位已经不同于一般职业中介机构，它成为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劳务派遣的这种用工方式明显有别于传统的用工方式，因为传统的用工方式只涉及双方主体，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而劳务派遣却不同，它存在三方主体，包括劳务派遣单位、实际用工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第五十九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以下称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上述规定确定劳务派遣单位为“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全部义务，承担依法招用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解除劳动合同时支付经济补偿金、支付工资、参加社会保险并依法缴费等义务；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为“用工单位”，依法承担安排劳动者休息休假、提供劳动保护、允许劳动者参加或组织工会等义务。

　　二、劳务派遣中权利义务的分配

　　劳务派遣涉及三个法律关系，即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派遣协议关系、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指挥管理关系。对不同的法律关系进行权利义务分配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1、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

　　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系劳动合同关系，这种劳动合同与传统的劳动合同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派遣劳动合同中雇佣与使用是相分离的，但从本质上说，派遣劳动合同仍属于劳动合同关系的范畴，劳务派遣单位也就应当承担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的全部义务，其主要义务为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以及对被派遣劳动者负有保护照顾、办理社会保险等义务。

　　2、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依据派遣协议成立民事合同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应遵循私法自治的原则，由双方在合同中自行协商确定。无论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在派遣协议中如何分配其权利义务，该约定只对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有效，而对于被派遣劳动者并不生效，被派遣劳动者仍可基于其与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分别形成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例如在上述案例中，即使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在派遣协议中约定“工伤事故用工单位概不负责”，该约定对劳动者亦不生效，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劳动者依然可以主张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3、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

　　尽管被派遣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但由于被派遣劳动者是向用工单位实际提供劳动，用工单位享有对劳动者的指挥监督权，双方实际上存在着隶属关系与人身关系的结合，故而为了保护劳动者，将用工单位依据私法上的利他契约而负有的对被派遣劳动者的附随义务通过劳动法而上升为其对劳动者负有的特殊保护照顾义务。这种保护照顾义务的内容主要包括：用工单位应当向被派遣劳动者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应当保证被派遣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及与其他正式职工同工同酬；应当保护被派遣劳动者的一般人格权不受侵害等。

　　三、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追偿权

　　《侵权责任法》对于劳务派遣用工纠纷中的追偿问题未作出明确规定，但根据该法关于劳务派遣中规定承担责任的实质来看，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肯定享有追偿的权利，至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追偿，情况比较复杂，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安全条件，其追偿条件应有所不同。实践中应注意两点：一是对于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因劳动者侵权已承担赔偿责任后，能否向劳动者进行追偿？如上述单位能够证明侵权是由于劳动者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且该行为超出了法律赋予的职权或单位的授权范围，其应享有追偿权。但不能将经营的风险转嫁给劳动者，也不能在用人单位有监督管理之过失的情况下，让劳动者承担大部分责任。二是对于用工单位因劳动者侵权已承担赔偿责任后，能否向有过错的劳务派遣单位追偿？对于这个问题，在用工单位对外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对于有过错的劳务派遣单位来说，根据《侵权责任法》关于劳务派遣中规定承担责任的实质来看，用工单位享有对劳务派遣单位进行追偿的权利，让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起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当然，如果劳务派遣单位已经对被派遣劳动者承担了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工单位就不能再对劳务派遣单位行使追偿权。

　　关于追偿权的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法律中做出过规定，比如，日本民法规定，雇用他人者，对受雇人因执行其职务而加于第三人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不妨碍雇用人对受雇人行使求偿权。台湾地区“民法”规定，对于为侵权行为的受雇人，雇用人有求偿权。但是，目前对追偿权规定的国家和地区不多，从规定追偿权的规定看，也较为原则。据了解，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不少国家越来越限制雇主行使追偿权的或者不允许雇主进行追偿，认为雇主可以通过企业保险等方式来解决赔偿费用的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对追偿权的问题做出过规定，比如，物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律师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

　　劳动者如果因过错损害到用工单位的合法权益且造成了经济损失，须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劳动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因此，用工单位的经济损失往往很难得到完全的弥补。用工单位如想保护自身的权益，就应当把这种员工的侵权责任转化为派遣服务机构的违约责任。具体来说，就是在派遣协议中约定：派遣服务机构应教育自己的员工遵守用工单位的规章制度。劳动者违反用工单位的规章制度造成用工单位损失的，视为劳务派遣单位违反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派遣单位对用工单位承担违约责任后，可适当追究劳动者的责任。这样，既避免了侵权责任的难以认定，也强化了派遣服务机构的雇主责任，还可以最大程度的弥补用工单位的经济损失。

　　四、规定追偿权的利与弊

　　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追偿权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有利的一面体现在：首先，可以促使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谨慎行事，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其次，可以明确界定追偿的范围，防止用人单位滥用追偿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有利于对工作人员的保护；此外，可以通过对主观恶意较大的工作人员进行追偿以起到制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用人单位的损失。但是，规定追偿权也有其不利的因素，主要表现在：1、侵权责任法主要解决对外责任的问题，用人单位和工作人员的内部责任可以通过协议等方式来约定。对于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或者显失公平的约定，工作人员可以依法要求撤销或者确认该约定为无效。2、如何确定用人单位追偿权的条件比较困难。如果规定在工作人员有故意的情形下可以追偿，那么是否意味着工作人员出现了重大过失就不能追偿，容易引发歧义；如果将追偿条件限制为工作人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在一些情况下，可能范围又过宽，同时又排除了一般过失，使范围变窄。因为不同行业、工种的工作环境不同，有的行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或者与公众接触较多，容易引发事故;有的行业则安全性较强，或者具有封闭性，不易造成对他人的损害。总之现实中的情况错综复杂，很难以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确定追偿权的条件。3、目前我国职工工资水平还不太高，和用人单位相比，工作人员在劳动关系中属于弱者，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对追偿权作出明确规定，有的用人单位可能利用该条规定，将本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工作人员。考虑到追偿权的问题比较复杂，追偿条件规定过严，对广大劳动者不利；追偿条件规定过宽，也不利于工作人员谨慎工作，减少事故的发生。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和不同劳动安全条件，其追偿条件应有所不同。因此，本法对于追偿权的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是，本法未作规定，不影响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双方的约定来行使追偿权，如果用人单位和工作人员对于能否追偿或者追偿多少有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公平解决。

　　（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
警察陈某与冯某的行为应如何定罪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案情]
被告人陈某系某乡镇派出所的民警。1998年1月13日晚，社会青年黄某等在市区某卡拉OK厅玩时，因琐事与老板发生争吵并打了老板一个耳光。次日，老板打电话给陈某，要陈帮助了解闹事者，陈某即违反规定私自到拘留所从在押人员中了解有关情况，并请公安局的冯某帮忙。15日下午，陈、冯和老板在电影院附近发现了黄某，黄某发现警车和穿警服的陈某拔腿就跑，陈与冯随后追赶。途中，冯某停下，陈某继续追赶，到闽江边，黄某自视水性较好，看陈某即将追上，遂跳入水中，陈某和后来赶来的冯某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只是呼喊让其赶快上岸。此时，黄在离岸7、8米远的水中，一沉一浮，这时，陈某和冯某离开现场，最后黄淹死在水中。
本案中陈某和冯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若构成犯罪应如何定罪，有几种意见：
1、认为陈某和冯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2、认为陈某和冯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3、认为陈某和冯某的行为构成徇私枉法罪；
4、认为陈某和冯某的行为寻衅滋事罪。

[分析]
（1）从所给情况可以看出，卡拉OK厅老板要求陈某了解闹事者并不是一种报案行为，不是正式报案。由于老板不是正式报案，决定了其后的行为不是一种执行公务的行为。陈某违反规定私自到拘留所从在押人员中了解情况，并请公安局的冯某帮忙。
（2）黄某在电影院附近看见警车，穿警服的陈某和歌厅老板拔腿就跑。这里的问题是黄某为什么要跑？有几中可能①警察认识他，并正在抓他，所以要跑；②做贼心虚，看见警察就跑，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③遇到与自己有过节的人和警察在一起，怕有过节的人让警察抓自己，所以要跑。本案的事实比较符合第三种情况。从黄某的心态来看，是避免公安机关介入事件。之后，冯某和陈某在后面追赶，这时，需要注意的是陈某和冯某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追赶呢？是以执行公务的身份还是以帮人忙解决纠纷。陈某和冯某虽然是警察，但由于 这一案件并没有报案，陈某、冯某二人并没有负责或受托处理（代表公安机关处理案件），而黄某又不是现行犯或在逃犯，只不过与人发生争执打架了，打架后又没报案。由此看出，从两个警察主观的意思来看，他们也不是在执行公务。他们追赶黄某的行为是出于私人交情，为了帮助老板摆平事件的行为。之后的情节是追到闽江边，黄某自视水性较好，害怕无法逃脱，所以跳入水中。行为人跳水的行为是出于自愿的。但不能由此否认追赶的行为和被害人跳水的行为之间客观的因果关系，是由于追赶的行为造成了黄某的跳水。从时间上来看，当时1月15日正是隆冬季节，这个时节是不能游泳的，而且当时黄某上身穿着黄棉袄，穿着棉袄跳入水中可见是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做出的，同时表明追赶与跳水之间有因果关系。同时跳水与死亡之间也有因果关系。当黄某跳入水中之后，陈某和冯某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只是招呼黄某上岸，这里并没有交待陈某和冯某为什么招呼黄某上岸，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要黄某上岸后，再将他抓住，这是一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另一种可能是陈某和冯某害怕黄某出问题，所以叫他上来，从陈某和冯某主观心态来说，他们并不希望黄某淹死。但由于黄某害怕不敢上岸，所以在离岸7、8米处漂浮。在这里情况下，陈某和冯某二人离开，陈某和冯某为什么要离开？有可能认为黄某淹死活该，淹死也不管还是认为黄某因为自己在场不敢上岸，所以离开希望黄上岸。这几种可能都有。结果黄某淹死在水中。以上就是对案件中几个细节的分析。
根据上面分析，本案有可能构成什么罪？①首先：是否能够构成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要求有流氓动机（指蔑视社会秩序，显示自己的能力，带有无故挑衅的性质）而这两个警察并不是要称王称霸，也不是要无故挑衅，只是想帮助老板处理事件。所以没有明显的流氓动机。因此构成寻衅滋事罪并不合适。②其次，是否构成徇私枉法罪。徇私枉法罪是渎职罪中的一个罪名，（指司法工作人员使无罪的人受惩罚，使有罪的人免受惩罚，在诉讼过程中违背自己的职责和法律的要求处理案件）由于这个案件不是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中发生的，所以不能构成徇私枉法罪。③玩忽职守罪（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由于陈某和冯某的行为人不是在执行公务的行为，尽管他们是国家工作人员，但这一行为并不代表国家，不是以履行职责的身份实行行为，所以也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④除此之外，相关的罪名只有两个，故意杀人罪（间接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从客观来看，陈某和冯某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黄某跳入水中及死亡的后果，陈某、冯某的行为与黄某的死亡在客观上有因果关系。并不是追赶行为直接导致死亡结果发生，而是追赶行为导致黄某跳入有生命危险状态发生，可以认为追赶行为导致了黄某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岸上两个人负有救助义务。根据当时情况，黄某在7、8米处一沉一浮，岸上二人也有救助的能力。但陈某和冯某没有履行这种义务，造成了死亡结果的发生。从行为方式上看是一种不作为的方式。这里的问题是行为人的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或故意过失都不属于的意外事件？问题焦点在于当时陈某和冯某主观上对于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是否应该认识？在事实上是否认识到了？由此来决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但是本案所提供的事实并不完全清楚，从所给的材料中难以判断当时陈某和冯某主观上是什么样的心态，是一种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呢还是没有意识到危险结果的存在（应该预见而没有预见造成过失致人死亡）还是根本不应有预见的可能（造成以外事件）。对于这一事实并未给出明确充分的依据，由此作出判断十分困难。根据所有给出的情况进行分析：放任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故意杀人罪）不能没有，但可能性不大；同时认定为意外事件也不太可能；作为过失致人死亡应该是比较可能的。所以认为过失是可以的。由于案件所给事实依据不足。所以定罪只能在间接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两个罪名中选择。
以上就是通过对事件本身的分析来判定本案的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