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和苏联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广播电视合作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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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和苏联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广播电视合作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和苏联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广播电视合作议定书
（签订日期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１日）
苏联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本着发展两国广播和电视方面合作的愿望，并根据两国政府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度的文化合作计划，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双方交换介绍本国重大事件的广播和电视节目。
双方在可能的范围内交换供广播和电视用的文艺、纪录、新闻、科普、音乐和体育等方面的录音、录像报道和文字材料。
双方定期相互通报可供交换的广播电视节目。
第二条 双方在对方国庆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十月一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十一月七日），互相免费寄送有关的广播电视节目，供对方选用。这些节目寄给对方的时间不迟于节日前三十天。
第三条 双方免费交换广播和电视节目。
广播节目以录音磁带和盒式录音带形式进行交换，并根据可能和对方的要求附寄文字说明材料。
交换电视节目时，根据可能和对方的要求随附解说词。
交换的节目归接受方所有，并酌情选用。使用时，如对原节目进行修改或删节，不得改变原意。任何一方，在未获对方书面同意前，不得将接受的节目转给第三方。
双方交换的节目如涉及版权问题，寄送方应事先通知接受方。
第四条 双方根据专门的协议，直接转播两国的有关事件和体育比赛、音乐活动的实况报道。
双方对上述直接转播和报道的筹备与实施的具体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经费和技术条件应逐项预先商定。
第五条 根据现实和可能，双方将有选择地派代表参加对方举办的电视节和节目观摩（包括选片）。
第六条 双方在对等和非外汇支付的基础上互派广播电视工作人员到对方国家采访。
在可能的条件下和权限范围内，双方对来访人员给予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协助。
上述互访人员到接待方的往返旅费由派遣方负担。逗留期间所需的食宿、国内旅费（按商定的活动计划）、译员服务、医疗和文化服务等有关费用由接待方负担。
在对等原则以外的人员访问，所需费用由派遣方负担。
关于人员互访的具体事宜，如人数和逗留期限，在每项计划付诸实施前一个月商定。
第七条 对本议定书的任何修改或补充须经双方书面同意。必要时，双方代表可举行会晤，解决本议定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八条 双方代表将每年以书面形式交换有关本议定书的执行情况和进一步发展合作建议的信息。
本议定书有效期满后，双方代表将对其执行情况作出总结并商讨关于签订下一阶段广播电视合作议定书的问题。
第九条 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议定书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分别用俄文和中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联国家电视广播
广播电影电视部 委员会
代 表 代 表
马庆雄 波波夫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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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美防卫合作的危险趋势
李伟迪（怀化师专马列部，湖南，怀化，418008）
摘要：《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实质是日本为重新走向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创立法律依据；其基础是日本的经济势力、军国主义的崛起、唯我独尊的国民心理、美国的远东政策；其危险趋势是日本再次军国主义化、日本再战、日本再败。
关键词：《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失败
Comment On The New Japan-U.S Cooperative Defence Guidelines And Its Correlation Bills
Li Weidi
(HuaihuaTeachers'CollegeMaleiDepartment,Hunan,Huaihua,418008)
Digest:The crux of The New Japan-U.S Cooperative Defence Guidelines and its correlation bills is to set up legal foundation of making Japan returns into a military and political big power;Their bases are Japan`s economic strength,its extremely conceited nationl mind,and the U.S's policy to the Far East;Their dangerous trends will be Japan's remilitarization,relaunching wars,and resuffering defeats.
Key Words:The New Japan-U.S Cooperative Defence Guidelines;Japan;Militarism;War;Defeat
中图分类号：D83/87 6;D513;E163;K313.5
文献识别码：A
1996年4月17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东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9月，日美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1999年4月27日日本众议院辩论通过新指针相关三法案，5月24日日本参议院也通过了三法案，至此，日美构建的亚洲新的安全体制的法律框架基本敲定。从美方来看，基本实现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的战略构想，是美国二战以后在亚洲战略目的的延续，既要利用日本作为称霸亚太的基石，又要牵制日本；从日方来看，是日本创建新的政治体制、国防体制、外交体制、法律体制的重要契机，是日本重圆大国之梦的新起点。而笔者看来，日将会事与愿违，日美收获的将是战争和自我毁灭。
一、 日本对《日美防卫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价值取向
１、 日本由经济大国上升为政治大国
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目的之一是日本希望丢掉“侵略国家”的历史包袱，做一个“普通国家”，实质是成为政治大国。
１９８６年中曾根康弘表示：“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增加其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１９９０年海部俊树提出了美、欧、日为三极的“国际新秩序”，９０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海湾战争出钱，柬埔寨维和出兵，都是为日本塑造政治大国的形象。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把日本塑造成政治大国，这已是日本的既定国策。那么《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相关法案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创立了哪些条件？第一，狐假虎威。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日本通过新指针及相关法案，获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资格，美日不再是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日本因此而摆脱战败国的阴影，并获得大国地位。第二，为日本提升势力创造了重大 机遇。美国为了确保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必然要依靠日本，并且有限度地扶持充实日本的势力；日本则可大打日美关系的擦边球，趁机强化自己势力。第三，作为政治的延伸和手段，日本获得了同美国一起充当亚洲宪兵的机会。
2、日本由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上升为军事大国
日本在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时，也在追求成为军事大国的目标。基于战后体制和自身的力量，日本在军事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现在日本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梦想，必然会追求军事大国的势力，日本的军费开支总额为世界第二，它现在实际已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之一，《朝日新闻》评论说：“自卫队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大军事力量”。这首先表现为日本的常规军事力量已进入世界前列，它的陆军人数超过了英国，坦克数量超过了英法，海军超过英意，空军势力接近英法。其次，日本的高科技军事水平已占世界领先地位，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的武器中，一半以上军事技术来自日本；同时日本已拥有在一年内开发出核武器的能力，羽田孜曾承认“日本有能力拥有核武器。”当然日本不会满足于这种现状。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的出台为日本再振军备提供了理由。第一，为了承担合作义务，日本就可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甚至超过1％也会得到美国的允许；第二，为日本开发高科技武器提供了借口，日本近十年来始终在抓紧一切机会扩充军备，1998年朝鲜发射“大浦洞”导弹、1999年3月朝鲜特工船进入日本海域使日本领导人兴奋不已，而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使日本扩军合法化；第三，为日本经济体制军事化创立了法律依据，只要发生战争或有战争危险，日本政府就可以要求一切民间组织为战争服务；第四，为日本军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只要发生战争，不管离日本有多远，日本都可以美国同盟军的身份打遍亚洲。
二、 日本奉行《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基础
１、 日本的经济势力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战后第一个十年就恢复到了战前的经济水平，第二个十年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势力稳居世界第二。因对相关材料大家已很了解，在此不再赘述。
日本战后历年的军费开支虽然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但是，其军费的绝对额占世界第二，1997年公布的军费开支为49414亿日元，1999年的军费预算为49320亿日元,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是中国的７倍，相当于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日本正是有了强大的经济势力后，产生了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欲望。
２、 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
军国主义起源于日本的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的根基，在近代，武士道与封建专制主义、资本殖民主义相结合成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使日本成为二战的罪魁祸首。日本战败使军国主义遭到了灭顶之灾，１９４７年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又清除了军国主义滋生的土壤。但是，作为文化之根的武士道没有遭到批判，作为二战罪魁祸首的天皇没有被审判，使战争的灰烬中残留了军国主义的种籽。这颗种籽现在又发芽了、壮大了。综观日本近五十年的历史，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在缓慢而坚定地恢复，表现之一是参拜战争之魂的靖国神社的浪潮愈演愈烈，1947年日本宪法宣布政教分离，把靖国神社降为普通的神教组织，并规定政府官员不得以公职身份去参拜。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增长，右翼势力开始要求把神教定为国教，把神社由民间组织上升为国家组织，1969年开始向国会提出此类议案，至1974年内阁委员会和众议院居然通过了此项议案，迫于舆论压力，参议院没有通过。虽然法律的障碍没有扫除，但是历届首相除池田勇夫之外，都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且军国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1975年三木武夫选择8月15日这一天参拜神社，开高级官员在投降日参拜之先河；1978年10月17日，把二战中14名甲级战犯入祀靖国神社后，政府官员继续参拜；1980年开始，绝大部分内阁成员都选投降日去参拜；1982年8月15日铃木善幸首次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中曾根康弘于1985年作出决定，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集体参拜神社，并在８月１５日集体参拜，他甚至向世界发出质问：“日本总被要求道歉、道歉，什么时候才算完？”；从此以后，以公职身份集体参拜成为惯例，虽然１９９２年大阪高等法院判决“正式参拜”违反日本宪法，但是判决被彻底渺视。特别是在１９９５年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８月１５日这一天，日本朝野参拜神社，二战老兵穿着皇军服装、挎着日本军刀、高歌“君之代”，在神社周围游行示威，这种气氛让人强烈感觉到，军国主义者又回来了。表现之二是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二战后同盟国家为了根绝日本军国主义，曾一度停开了历史、地理和修身三门课，恢复以后，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多次发难，要求修改教科书。文相砂田曾表示：“我认为战前的教育是世界教育之冠。”１９８２年将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改为“进入”，把发生南京大屠杀的原因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激愤而起的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彻底否认了战争的性质；１９８６年在历史教科书中，又把战争的起因说成是日本为解放亚洲而战,文部省竟然也批准了该书的出版。1999年４月２２日《产经新闻》报道：前不久日本两家出版社在政府的同意下，将中小学教科中反映当年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换掉了，原照摄自华北地区民家的墙上，画面为一名日本兵手持尖刀正在残害一名被绑在柱上的中国妇女，日本兵脚下扔着一个胎儿，并写有一句话：“日本鬼的残酷！”换上去的是在广东汕头墙上一幅日文标语的照片，“如果爱日本就停止战争！”篡改教科书的目的是掩盖历史的真相，美化侵略战争，灌输军国主义教育。在这种教育培养之下，日本学生的战争观被严重扭曲，以至一位中学三年级学生在一篇历史课的感想中说道：“日本军挽救了亚洲，他们是英雄。”表现之三是军国主义势力已向政界作深层渗透，岸信介是甲级战犯，在五十年代初执掌国政，桥本龙太郎就是军国主义势力大本营??“日本遗族会”会长，１９９６年就任首相；作为军国主义的老干将的石原慎太郎于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２日以１６０万票当选东京都知事，他于１９９４年在《诸君》７月号上发表的《排除对历史的篡改：‘南京大屠杀’是一场虚构》。在日本的右翼政党中，执政党自民党是一个势力最大的政党，这个党派出任的议员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表现之四是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右翼团体泛滥成灾，近几年特别活跃的有政届的“让大家都去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联盟”、“靖国神社参拜议员联盟”、“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正确传授历史的国会议员联盟”，民间的“日本遗族会”、“昭和史研究所”、“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纂新的历史教科书之会”“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日本民主青年同盟”、“青年思想研究会”、“大日本帝国党”、“日本青年社”等，说明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开始集团化。我们不能忘记，二战中日本的绝大多数侵略行为都是以“民间组织”为开路先锋。表现之五是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越来越多、越来越露骨。１９８６年文部相藤尾正行在《文艺春秋》上撰文说：南京大屠杀是为了排除中国军队的抵抗，是正当的，他不认为日军要承担战争责任。１９８７年竹下登说二战中日军在中国的行为是不是侵略战争现在“应回避”，只能由后世历史学家去评价。１９８８年奥野诚亮说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是为保护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１９９０年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在答记者问时大放厥词：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是一场虚构，是要污损日本的形象”。１９９２年众议员副委员长柿弘治说：亚洲国家总是纠缠日本的过去，“是对往事的小题大作”。１９９４年以来，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环境厅长官樱井新等反历史反华言论耳熟能详。军国主义势力的崛起，是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政治基础。
３、 日本唯我独尊的国民心理
日本民族是一个争强好胜、吃苦耐劳的民族，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在战争的废墟上，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了经济，并且创造了世界第二的经济成就，这确实值得世人敬佩，也值得他们自豪。但是日本民族又是一个狭隘的、缺乏安全感的、傲慢的、盲目自大的民族。在上层社会对历史缺乏正确认识的背景下，日本国民对二战那段历史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引以为自豪的。１９８２年《读卖新闻》作了一个舆论调查，结果反映将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是侵略战争的日本人还不到十分之一。１９９３年《每日新闻》作了民意调查，调查要求这样写道：“细川首相的施政演说中，对过去的侵略行为和殖民地统治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的心情，你认为对侵略行为和 殖民地的牺牲者予以一些金钱补偿是必要的吗？”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必要的占３４％，有一定必要的占２１％，不太必要的占９％，不必要的占２０％，未答者占１％；同年１１月，《朝日新闻》也进行了民意调查，第一个问题是：“在上次战争中，因受到非人道对待或差别待遇，当时日本的殖民地和占领国的人们，成为俘虏的人们，正要求日本给予补偿。你是否关心这个‘战后补偿’问题？”结果是关心者占５７％，不太关心者占３７％，未答者６％。第二问题是：“除部分国家和地区外，政府已解决了因战争而产生的国家赔偿问题，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对个人的‘战后补偿’，你认为政府应根据情况接受其要求吗？还是主张因为国家交涉已经完了，故没有必要接受？结果是５１％的人主张接受 ，３７％的人主张没必要，１２％的人不置可否。第三个问题是：“对菲律宾、韩国等国的原从军慰安妇们的补偿要求，你认为日本政府应答应吗？”主张应该者５１％，没必要者３３％，未答者１６％。１９９７年《东京新闻》报道：东京都立小石川高中教员松原信材以都内２２所高中的１９００名学生为对象，进行了书面调查，结果表明，只有３４％的学生知道“从军慰安妇”当年被强制带往战场，只有３４％的学生知道南京大屠杀，而对美国在广岛扔原子弹一事非常熟悉。１９９５年，日本４７个州都道府议会中，有１８个议会通过了向战争死难者表示追悼和感谢的决议，爱嫒县议会提出：亚洲国家的独立和发展，“皆赖阵亡日本军所赐”。因此在１９９５年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日本右翼势力还能征集到４５０万人的签名，以反对“道歉”。
在日本近年的文艺走向中也日益强化了军国主义的倾向。１９８０年６月在东京池袋区处决战犯的地方，建起了纪念碑，１９８２年５月，在福冈建立甲级战犯广田弘毅纪念铜像和“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在影片《东京审判》中将东条英机描绘成民族英雄。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文坛流行虚拟战争历史小说，作者将山本五十六葬身太平洋的历史虚拟成尼米兹的惨死，战争的最后结果是日本的太阳旗插上了美国白宫大厦，日本最后同欧洲的战胜者德国决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实现了主宰世界的美梦。这些作品一直高居日本畅销书的排行榜。这种狂妄已深深地根植于日本国民的心中，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曾两次去日本，留下了两次刻骨的遗憾，他强烈地感觉到普通的日本人对中国人也包括所有的亚洲人的直白的渺视，这种最普通的现象反映日本国民的最深刻的内心世界。这说明日本人在二战前形成的那种狂妄自大的心理，在二战中虽然受到了重创，但是并没有根绝，战后日本的经济成就又一次使日本人的那种狂妄自大的劣根性得到了膨化。这是日本军主义死灰复燃并且迅速蔓延的社会基础，也是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能通过的社会基础。
４、 美国的远东策略
二战结束后，美苏对峙略见端倪，朝鲜热战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对日政策从削弱日本改为扶植日本、依靠日本，日本是冷战的最大受益者。关于这个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三、 《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危险
１、 日本军国主义化
日本政府多次向世界表示，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更不会军国主义化。确实现在的日本还没有军国主义化，但是，日本对二战历史的态度、日本的文化观念、日本的军事走势、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及国际环境证明，日本极有可能重新军国主义化。从历史发展的规律看，政治大国必然会走向军事大国；从日本的近代历史看，军事大国化、对外扩张是日本的国策，从明治维新开始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日本政治势力虽然此消彼长，但是这个国策始终没有动摇，并且不断强化，二战中虽然日本的军事体制被摧毁，但是从五十代开始，日本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强化，从八十年代日本树立政治大国的目标后，其强化军事力量的进程在迅速加快，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后，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整体趋向缓和，而日本的军备却逆势激增，日本的军事目的不言而喻；从日本的文化传统看，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必然走向军国主义化，从对比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和日本当年“大东亚共荣”政策的内容中，我们看到了惊人的相似，日本当年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日本的生命线，新指针也列举了同样的理由，当年说为了日本的利益可以先发制人，新指针也说只要日本认为某个国家对日本有威胁，日本可以先发动攻击，《周边事态法》指的周边与共荣圈的地理范围基本一样；奥野之流的讲话与当年皇军的行为不谋而合。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并日益成为一种若隐若现的现实。
目前日本军国主义化的主要障碍是法律约束，军国主义者能否在这个方面取得突破？综合日本的二战史观与现实，能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趋势图谱。《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作为日本根本法的核心条款已被作实质性修改。第一，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就不能向海外派兵，但是，１９９２年日本国会通过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就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军队向海外派兵的权力，出兵海外合法化。第二，１９９９年４月通过的《自卫队修改案》和《日美物品劳役相互提供协定修改案》规定：出于救助驻外日本人的需要，可以派自卫队舰艇到任何一个有日本人的地方；还有一个潜在的意义：不管是否会引发与日本人所在国的战争，日本军队都可以去；美国在亚洲任何一个地方发动战争时，日本应该成为美国军队的大本营和盟军，美国军队打到哪里，日本军队就打到哪里。这二个修改案绕过宪法而确立了日本军队的交战权。因为历史上日本军队曾多次借口保护日侨而侵略他国，１９１８年日本借口保护日侨出兵西伯利亚，１９２７年借口保护在山东的日侨出兵，并向德国宣战。同时从现代战争的趋势看，无所谓前方后方，海湾战争和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三，日本的武器三原则也被突破。第四，从历史上看，日本人的法律观完全是实用主义的甚至是无赖的，１９３２年退出国联和１９３７年的南京大屠杀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军国主义者可以随时抛开束缚他们的法律，也可以任意制订他们需要的法律。因此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法律保障是虚设的。
当然如果军国主义者没有控制政局，就不会出现法律的军国主义化，那么日本军国主义者能不能实现对政府的主宰呢？就现在来说，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循着战后五十年的趋势看，这种可能性在在日益强化。前面提到的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石原慎太郎、永野茂门、奥野诚亮、小泽一郎等人决不能排除在军国主义者之外。
有些评论家提出，石原之流是一小撮，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仅大多数亚洲人不承认，石原自己也不会承认。这就涉及到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者的心理倾向问题。日本的普通大众是二战中军国主义的牺牲品，所以，四十至五十年代的日本人对战争和军国主义者有一种恐惧和厌恶，军国主义在日本抬不起头来，但是今天年轻一代的日本人无从了解战争的苦难，他们甚至为二战中日本人能横行亚洲而感到骄傲，为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而遗憾，日本今天的经济成就又使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武士道观念得到膨化，因此，靖国神社的亡灵仍得到绝大部分日本人的崇拜，否定侵略、美化侵略的言论能大行其道，虚拟的战争小说畅销不衰，石原之流能登大雅之堂。鉴于以上情况，谁能肯定日本不会军国主义化？实际上石原慎太郎已公开地表示了他的方向：“从东京开始纠正国家政策的愚蠢。”
２、 日本再战
军国主义化的必然趋势是日本再次走上侵略之路。首先，这是由日本的文化所决定的。二战给世界留下的一个深刻的教训是：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日本人的文化观念中只有第一的追求，没有第二的荣誉，日本人的潜意识中肯定有一个信念，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是征服的对象，二战的历史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日本文艺动向、经济磨擦就是证明。
有人说，美国只需要一个配角式的日本 ，决不会容许一个超过自己的日本出现。这种看法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是日本会不会自觉服从美国的这一理念？美国有没有能力控制日本的发展方向？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容置疑的：日本说“不”。
关于第二个问题，首先历史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三十年代的美国政治家肯定会说，日本怎么敢与美国对抗？以至美国在二战中也付出了三十万人的生命的代价。其次从现实看，日本也具备了与美国抗衡的意识，１９８９年石原慎太郎与索尼总裁盛田昭夫合著的《敢于说‘不’的日本》等资料就能说明，日本事实上在同美国争夺对亚洲的主导权。第三，日本有与美国争雄的潜在势力。
今天亚洲的现状也会使日本人觉得有机可乘，亚洲其他国家在日本人的眼中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亚洲是垃圾堆，日本是挺立在垃圾堆中的大厦，在处理钓鱼岛和独岛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和民间都充分表示了这个倾向。
３、 日本再败
日本如果真的滑向了侵略之路，那么它的必然结果是日本再败。这首先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亚洲人民不会屈服于军事的征服，会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会属于亚洲人民。
其次二战的历史教育了亚洲人民，就现在来说，日本在亚洲的形象是很残忍的、很恐怖的，亚洲各国人民懂得，日本如果敢对亚洲任何一国发动战争，就敢对亚洲各国发动战争，一国的灾难将会很快演化成亚洲各国的灾难，因此，日本一旦发动战争，就会立即成为众矢之的。
日本再败是综合国力较量的结果。今天的亚洲不再是五十年前的亚洲，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已经成为亚洲和平的中坚力量，决不会允许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肆意践踏。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应对大量的司法不公案件,经皇家司法委员会提案，英国设立一个专门的“非政府部门的公共机构”，即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CCRC）。该机构对于刑事案件的复查是一种上诉权耗尽后的再审机制。在这之前，内务部（Home Office）负责将治安法院和刑事法院定罪或量刑存有错误的案件移送给上诉法院重新审理。然而，内务大臣不愿意干预司法独立，亦不享有侦查权，无法独立收集、调查证据，造成了大量案件无法得以及时、公正的审理。为了保证刑事判决的安全性和量刑的恰当性，增强公众对于刑事司法的信心，议会专门设立了特殊的救济机构CCRC，接管内务部向上诉法院移送案件的职能，以决定案件判定后是否应当重新审理。为了更好的介绍CCRC复查案件的流程，笔者举例如下：1990年3月19日晚上，在英国纽卡斯尔,罗约在家中看电视时被枪杀。前工程师亚当斯因涉嫌该谋杀案被警察拘捕、检察官起诉至纽卡斯尔刑事法庭。1993年5月18日,陪审团在对案件审理之后,一致通过被告亚当斯谋杀罪成立的判决,根据此项判决,法官对他作出终身监禁的量刑。被告亚当斯向上诉法院刑事审判庭提出了五条上诉理由，1997年1月始，法庭听审了该上诉案件，于1998年1月16日认定所有的这些理由不予成立，驳回了该上诉。
1998年6月20日，亚当斯根据《1995年刑事上诉法案》第9条，向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以下简称CCRC）申请复查该案件。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作了详细调查，并于2005年9月27日制作了案件移送的理由陈述书，将案件发还给上诉法院。该陈述书共有四项理由：（1）辩护律师没有彻底审查现有的有利于被告的材料，也没有指出控方证据之间明显存在的矛盾,不合格的辩护导致了被告无法获得公平的审理；（2）控方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证据开示,很多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故意向辩方隐瞒；（3）法官在对陪审团裁决前总结指示时发生过错，作出了不利于被告的引导；（4）陪审团非法采纳了被告不良品格的证据。上诉法院认定各种失误累积起来，足以使得判决不安全(unsafe)，因此于2007年1月撤销了对于被告的有罪判决。下面笔者评析它的现实运行状况，并探讨对我国刑事案件再审启动程序的借鉴价值。
一、复查程序
根据英国《1995年刑事上诉法案》的规定，CCRC复查程序如下:（1）受理，被告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认为生效判决不安全(unsafe)或者量刑不恰当，可以向CCRC申请移送上诉法院再审，CCRC办案组审查案件是否符合上诉的要求,由负责人员决定是否受理案件。CCRC也可以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自行决定受理案件。（2）调查，CCRC案件负责人自行或者委托本机构外的侦查人员对案件作出必要的调查，通过各种途径自由收集新的观点和证据。（3）决定，CCRC成员对案件全面审查，彼此之间交换信息和意见，如果认为原定罪量刑没有错误，就作出不予移送上诉法院的临时决定书，告知申请人及其律师结果和理由，并且允许其作进一步评论，如果他们没有作出评论或者评论没有实质性内容，办案组就作出不予移送的最终决定书；如果CCRC认为案件确有错误，应向上诉法院出具案件移送的理由陈述书，同时抄送给每一个与案件相关的主体。
二、运行状况
尽管作为一项增设的机制，CCRC纠正司法不公的能力受到上诉法院对于自身权力解释的约束，这种角色也同时受到中央政府经费支持不足的限制，它仍然是英国刑事司法领域近二十年来最受赞誉的举措。CCRC的成员由首相提名,女王任命,保证了办案时不受外界因素不正当的干扰。CCRC仅对议会负责，独立行使职权，它与涉案当事人没有先前的利害关系，能够对申诉案件保持最大限度的超然和客观态度。它的成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具有10年以上律师从业经历，至少有三分之二具有刑事司法从业经验。CCRC在调查和侦查案件时极其专业和认真，它的出现使得警察腐败和渎职现象大为减少。CCRC只有当认为定罪或量刑确有可能不应当维持时，才可以将案件移送给上诉法院。如果申请人在原审判决后没有上诉，他的再审申请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被CCRC受理。不仅如此，再审申请往往在出现新的证据或者论证的情况下才可能被CCRC接受。自1997年CCRC成立以来，共有11000份复查申请提交CCRC，移送上诉法院的只有420个案件（只有4%的移送率）。在这样审慎判断的情况下，CCRC的移送案件成功率达到70%。
三、借鉴价值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原审法院和上级法院有权主动提起再审程序。这造成了法院超出审判职能的范围行使了一定的主动调查的权力。笔者认为，为了保证再审程序启动的公正、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保护人权的原则，除了要取消原审法院的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力，保留上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还有必要借鉴英国的经验，设置不低于上诉法院级别的独立、中立的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该专门委员会拥有对当事人申诉的审查权、刑事再审的启动权和案件的调查权，它直接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成员具有专业性和广泛性，主要包括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鉴定人、刑辩律师、刑事法学研究人员等，从而保证相关的各种专业技术问题有专人负责处理。
与英国刑事再审的例外型规定相比，我国刑事再审则存在当事人到处、反复申诉现象，破坏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降低了刑事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削弱了它们的权威性，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我国可借鉴英国的相关规定，只有当判决不安全时，即严重错误或者程序不公时，才启动刑事再审。再审的决定应当附具体详细的理由，这样有助于化解申诉人的不满情绪，减少缠诉、上访等法制外救济，从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李伟迪（怀化师专马列部，湖南，怀化，418008）
摘要：《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实质是日本为重新走向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创立法律依据；其基础是日本的经济势力、军国主义的崛起、唯我独尊的国民心理、美国的远东政策；其危险趋势是日本再次军国主义化、日本再战、日本再败。
关键词：《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失败
Comment On The New Japan-U.S Cooperative Defence Guidelines And Its Correlation Bills
Li Weidi
(HuaihuaTeachers'CollegeMaleiDepartment,Hunan,Huaihua,418008)
Digest:The crux of The New Japan-U.S Cooperative Defence Guidelines and its correlation bills is to set up legal foundation of making Japan returns into a military and political big power;Their bases are Japan`s economic strength,its extremely conceited nationl mind,and the U.S's policy to the Far East;Their dangerous trends will be Japan's remilitarization,relaunching wars,and resuffering defeats.
Key Words:The New Japan-U.S Cooperative Defence Guidelines;Japan;Militarism;War;Defeat
中图分类号：D83/87 6;D513;E163;K313.5
文献识别码：A
1996年4月17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东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9月，日美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1999年4月27日日本众议院辩论通过新指针相关三法案，5月24日日本参议院也通过了三法案，至此，日美构建的亚洲新的安全体制的法律框架基本敲定。从美方来看，基本实现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的战略构想，是美国二战以后在亚洲战略目的的延续，既要利用日本作为称霸亚太的基石，又要牵制日本；从日方来看，是日本创建新的政治体制、国防体制、外交体制、法律体制的重要契机，是日本重圆大国之梦的新起点。而笔者看来，日将会事与愿违，日美收获的将是战争和自我毁灭。
一、 日本对《日美防卫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价值取向
１、 日本由经济大国上升为政治大国
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目的之一是日本希望丢掉“侵略国家”的历史包袱，做一个“普通国家”，实质是成为政治大国。
１９８６年中曾根康弘表示：“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增加其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１９９０年海部俊树提出了美、欧、日为三极的“国际新秩序”，９０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海湾战争出钱，柬埔寨维和出兵，都是为日本塑造政治大国的形象。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把日本塑造成政治大国，这已是日本的既定国策。那么《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相关法案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创立了哪些条件？第一，狐假虎威。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日本通过新指针及相关法案，获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资格，美日不再是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日本因此而摆脱战败国的阴影，并获得大国地位。第二，为日本提升势力创造了重大 机遇。美国为了确保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必然要依靠日本，并且有限度地扶持充实日本的势力；日本则可大打日美关系的擦边球，趁机强化自己势力。第三，作为政治的延伸和手段，日本获得了同美国一起充当亚洲宪兵的机会。
2、日本由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上升为军事大国
日本在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时，也在追求成为军事大国的目标。基于战后体制和自身的力量，日本在军事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现在日本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梦想，必然会追求军事大国的势力，日本的军费开支总额为世界第二，它现在实际已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之一，《朝日新闻》评论说：“自卫队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大军事力量”。这首先表现为日本的常规军事力量已进入世界前列，它的陆军人数超过了英国，坦克数量超过了英法，海军超过英意，空军势力接近英法。其次，日本的高科技军事水平已占世界领先地位，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的武器中，一半以上军事技术来自日本；同时日本已拥有在一年内开发出核武器的能力，羽田孜曾承认“日本有能力拥有核武器。”当然日本不会满足于这种现状。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的出台为日本再振军备提供了理由。第一，为了承担合作义务，日本就可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甚至超过1％也会得到美国的允许；第二，为日本开发高科技武器提供了借口，日本近十年来始终在抓紧一切机会扩充军备，1998年朝鲜发射“大浦洞”导弹、1999年3月朝鲜特工船进入日本海域使日本领导人兴奋不已，而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使日本扩军合法化；第三，为日本经济体制军事化创立了法律依据，只要发生战争或有战争危险，日本政府就可以要求一切民间组织为战争服务；第四，为日本军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只要发生战争，不管离日本有多远，日本都可以美国同盟军的身份打遍亚洲。
二、 日本奉行《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基础
１、 日本的经济势力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战后第一个十年就恢复到了战前的经济水平，第二个十年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势力稳居世界第二。因对相关材料大家已很了解，在此不再赘述。
日本战后历年的军费开支虽然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但是，其军费的绝对额占世界第二，1997年公布的军费开支为49414亿日元，1999年的军费预算为49320亿日元,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是中国的７倍，相当于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日本正是有了强大的经济势力后，产生了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欲望。
２、 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
军国主义起源于日本的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的根基，在近代，武士道与封建专制主义、资本殖民主义相结合成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使日本成为二战的罪魁祸首。日本战败使军国主义遭到了灭顶之灾，１９４７年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又清除了军国主义滋生的土壤。但是，作为文化之根的武士道没有遭到批判，作为二战罪魁祸首的天皇没有被审判，使战争的灰烬中残留了军国主义的种籽。这颗种籽现在又发芽了、壮大了。综观日本近五十年的历史，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在缓慢而坚定地恢复，表现之一是参拜战争之魂的靖国神社的浪潮愈演愈烈，1947年日本宪法宣布政教分离，把靖国神社降为普通的神教组织，并规定政府官员不得以公职身份去参拜。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增长，右翼势力开始要求把神教定为国教，把神社由民间组织上升为国家组织，1969年开始向国会提出此类议案，至1974年内阁委员会和众议院居然通过了此项议案，迫于舆论压力，参议院没有通过。虽然法律的障碍没有扫除，但是历届首相除池田勇夫之外，都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且军国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1975年三木武夫选择8月15日这一天参拜神社，开高级官员在投降日参拜之先河；1978年10月17日，把二战中14名甲级战犯入祀靖国神社后，政府官员继续参拜；1980年开始，绝大部分内阁成员都选投降日去参拜；1982年8月15日铃木善幸首次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中曾根康弘于1985年作出决定，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集体参拜神社，并在８月１５日集体参拜，他甚至向世界发出质问：“日本总被要求道歉、道歉，什么时候才算完？”；从此以后，以公职身份集体参拜成为惯例，虽然１９９２年大阪高等法院判决“正式参拜”违反日本宪法，但是判决被彻底渺视。特别是在１９９５年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８月１５日这一天，日本朝野参拜神社，二战老兵穿着皇军服装、挎着日本军刀、高歌“君之代”，在神社周围游行示威，这种气氛让人强烈感觉到，军国主义者又回来了。表现之二是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二战后同盟国家为了根绝日本军国主义，曾一度停开了历史、地理和修身三门课，恢复以后，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多次发难，要求修改教科书。文相砂田曾表示：“我认为战前的教育是世界教育之冠。”１９８２年将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改为“进入”，把发生南京大屠杀的原因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激愤而起的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彻底否认了战争的性质；１９８６年在历史教科书中，又把战争的起因说成是日本为解放亚洲而战,文部省竟然也批准了该书的出版。1999年４月２２日《产经新闻》报道：前不久日本两家出版社在政府的同意下，将中小学教科中反映当年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换掉了，原照摄自华北地区民家的墙上，画面为一名日本兵手持尖刀正在残害一名被绑在柱上的中国妇女，日本兵脚下扔着一个胎儿，并写有一句话：“日本鬼的残酷！”换上去的是在广东汕头墙上一幅日文标语的照片，“如果爱日本就停止战争！”篡改教科书的目的是掩盖历史的真相，美化侵略战争，灌输军国主义教育。在这种教育培养之下，日本学生的战争观被严重扭曲，以至一位中学三年级学生在一篇历史课的感想中说道：“日本军挽救了亚洲，他们是英雄。”表现之三是军国主义势力已向政界作深层渗透，岸信介是甲级战犯，在五十年代初执掌国政，桥本龙太郎就是军国主义势力大本营??“日本遗族会”会长，１９９６年就任首相；作为军国主义的老干将的石原慎太郎于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２日以１６０万票当选东京都知事，他于１９９４年在《诸君》７月号上发表的《排除对历史的篡改：‘南京大屠杀’是一场虚构》。在日本的右翼政党中，执政党自民党是一个势力最大的政党，这个党派出任的议员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表现之四是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右翼团体泛滥成灾，近几年特别活跃的有政届的“让大家都去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联盟”、“靖国神社参拜议员联盟”、“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正确传授历史的国会议员联盟”，民间的“日本遗族会”、“昭和史研究所”、“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纂新的历史教科书之会”“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日本民主青年同盟”、“青年思想研究会”、“大日本帝国党”、“日本青年社”等，说明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开始集团化。我们不能忘记，二战中日本的绝大多数侵略行为都是以“民间组织”为开路先锋。表现之五是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越来越多、越来越露骨。１９８６年文部相藤尾正行在《文艺春秋》上撰文说：南京大屠杀是为了排除中国军队的抵抗，是正当的，他不认为日军要承担战争责任。１９８７年竹下登说二战中日军在中国的行为是不是侵略战争现在“应回避”，只能由后世历史学家去评价。１９８８年奥野诚亮说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是为保护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１９９０年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在答记者问时大放厥词：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是一场虚构，是要污损日本的形象”。１９９２年众议员副委员长柿弘治说：亚洲国家总是纠缠日本的过去，“是对往事的小题大作”。１９９４年以来，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环境厅长官樱井新等反历史反华言论耳熟能详。军国主义势力的崛起，是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政治基础。
３、 日本唯我独尊的国民心理
日本民族是一个争强好胜、吃苦耐劳的民族，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在战争的废墟上，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了经济，并且创造了世界第二的经济成就，这确实值得世人敬佩，也值得他们自豪。但是日本民族又是一个狭隘的、缺乏安全感的、傲慢的、盲目自大的民族。在上层社会对历史缺乏正确认识的背景下，日本国民对二战那段历史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引以为自豪的。１９８２年《读卖新闻》作了一个舆论调查，结果反映将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是侵略战争的日本人还不到十分之一。１９９３年《每日新闻》作了民意调查，调查要求这样写道：“细川首相的施政演说中，对过去的侵略行为和殖民地统治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的心情，你认为对侵略行为和 殖民地的牺牲者予以一些金钱补偿是必要的吗？”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必要的占３４％，有一定必要的占２１％，不太必要的占９％，不必要的占２０％，未答者占１％；同年１１月，《朝日新闻》也进行了民意调查，第一个问题是：“在上次战争中，因受到非人道对待或差别待遇，当时日本的殖民地和占领国的人们，成为俘虏的人们，正要求日本给予补偿。你是否关心这个‘战后补偿’问题？”结果是关心者占５７％，不太关心者占３７％，未答者６％。第二问题是：“除部分国家和地区外，政府已解决了因战争而产生的国家赔偿问题，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对个人的‘战后补偿’，你认为政府应根据情况接受其要求吗？还是主张因为国家交涉已经完了，故没有必要接受？结果是５１％的人主张接受 ，３７％的人主张没必要，１２％的人不置可否。第三个问题是：“对菲律宾、韩国等国的原从军慰安妇们的补偿要求，你认为日本政府应答应吗？”主张应该者５１％，没必要者３３％，未答者１６％。１９９７年《东京新闻》报道：东京都立小石川高中教员松原信材以都内２２所高中的１９００名学生为对象，进行了书面调查，结果表明，只有３４％的学生知道“从军慰安妇”当年被强制带往战场，只有３４％的学生知道南京大屠杀，而对美国在广岛扔原子弹一事非常熟悉。１９９５年，日本４７个州都道府议会中，有１８个议会通过了向战争死难者表示追悼和感谢的决议，爱嫒县议会提出：亚洲国家的独立和发展，“皆赖阵亡日本军所赐”。因此在１９９５年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日本右翼势力还能征集到４５０万人的签名，以反对“道歉”。
在日本近年的文艺走向中也日益强化了军国主义的倾向。１９８０年６月在东京池袋区处决战犯的地方，建起了纪念碑，１９８２年５月，在福冈建立甲级战犯广田弘毅纪念铜像和“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在影片《东京审判》中将东条英机描绘成民族英雄。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文坛流行虚拟战争历史小说，作者将山本五十六葬身太平洋的历史虚拟成尼米兹的惨死，战争的最后结果是日本的太阳旗插上了美国白宫大厦，日本最后同欧洲的战胜者德国决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实现了主宰世界的美梦。这些作品一直高居日本畅销书的排行榜。这种狂妄已深深地根植于日本国民的心中，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曾两次去日本，留下了两次刻骨的遗憾，他强烈地感觉到普通的日本人对中国人也包括所有的亚洲人的直白的渺视，这种最普通的现象反映日本国民的最深刻的内心世界。这说明日本人在二战前形成的那种狂妄自大的心理，在二战中虽然受到了重创，但是并没有根绝，战后日本的经济成就又一次使日本人的那种狂妄自大的劣根性得到了膨化。这是日本军主义死灰复燃并且迅速蔓延的社会基础，也是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能通过的社会基础。
４、 美国的远东策略
二战结束后，美苏对峙略见端倪，朝鲜热战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对日政策从削弱日本改为扶植日本、依靠日本，日本是冷战的最大受益者。关于这个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三、 《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危险
１、 日本军国主义化
日本政府多次向世界表示，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更不会军国主义化。确实现在的日本还没有军国主义化，但是，日本对二战历史的态度、日本的文化观念、日本的军事走势、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及国际环境证明，日本极有可能重新军国主义化。从历史发展的规律看，政治大国必然会走向军事大国；从日本的近代历史看，军事大国化、对外扩张是日本的国策，从明治维新开始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日本政治势力虽然此消彼长，但是这个国策始终没有动摇，并且不断强化，二战中虽然日本的军事体制被摧毁，但是从五十代开始，日本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强化，从八十年代日本树立政治大国的目标后，其强化军事力量的进程在迅速加快，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后，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整体趋向缓和，而日本的军备却逆势激增，日本的军事目的不言而喻；从日本的文化传统看，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必然走向军国主义化，从对比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和日本当年“大东亚共荣”政策的内容中，我们看到了惊人的相似，日本当年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日本的生命线，新指针也列举了同样的理由，当年说为了日本的利益可以先发制人，新指针也说只要日本认为某个国家对日本有威胁，日本可以先发动攻击，《周边事态法》指的周边与共荣圈的地理范围基本一样；奥野之流的讲话与当年皇军的行为不谋而合。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并日益成为一种若隐若现的现实。
目前日本军国主义化的主要障碍是法律约束，军国主义者能否在这个方面取得突破？综合日本的二战史观与现实，能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趋势图谱。《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作为日本根本法的核心条款已被作实质性修改。第一，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就不能向海外派兵，但是，１９９２年日本国会通过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就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军队向海外派兵的权力，出兵海外合法化。第二，１９９９年４月通过的《自卫队修改案》和《日美物品劳役相互提供协定修改案》规定：出于救助驻外日本人的需要，可以派自卫队舰艇到任何一个有日本人的地方；还有一个潜在的意义：不管是否会引发与日本人所在国的战争，日本军队都可以去；美国在亚洲任何一个地方发动战争时，日本应该成为美国军队的大本营和盟军，美国军队打到哪里，日本军队就打到哪里。这二个修改案绕过宪法而确立了日本军队的交战权。因为历史上日本军队曾多次借口保护日侨而侵略他国，１９１８年日本借口保护日侨出兵西伯利亚，１９２７年借口保护在山东的日侨出兵，并向德国宣战。同时从现代战争的趋势看，无所谓前方后方，海湾战争和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三，日本的武器三原则也被突破。第四，从历史上看，日本人的法律观完全是实用主义的甚至是无赖的，１９３２年退出国联和１９３７年的南京大屠杀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军国主义者可以随时抛开束缚他们的法律，也可以任意制订他们需要的法律。因此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法律保障是虚设的。
当然如果军国主义者没有控制政局，就不会出现法律的军国主义化，那么日本军国主义者能不能实现对政府的主宰呢？就现在来说，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循着战后五十年的趋势看，这种可能性在在日益强化。前面提到的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石原慎太郎、永野茂门、奥野诚亮、小泽一郎等人决不能排除在军国主义者之外。
有些评论家提出，石原之流是一小撮，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仅大多数亚洲人不承认，石原自己也不会承认。这就涉及到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者的心理倾向问题。日本的普通大众是二战中军国主义的牺牲品，所以，四十至五十年代的日本人对战争和军国主义者有一种恐惧和厌恶，军国主义在日本抬不起头来，但是今天年轻一代的日本人无从了解战争的苦难，他们甚至为二战中日本人能横行亚洲而感到骄傲，为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而遗憾，日本今天的经济成就又使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武士道观念得到膨化，因此，靖国神社的亡灵仍得到绝大部分日本人的崇拜，否定侵略、美化侵略的言论能大行其道，虚拟的战争小说畅销不衰，石原之流能登大雅之堂。鉴于以上情况，谁能肯定日本不会军国主义化？实际上石原慎太郎已公开地表示了他的方向：“从东京开始纠正国家政策的愚蠢。”
２、 日本再战
军国主义化的必然趋势是日本再次走上侵略之路。首先，这是由日本的文化所决定的。二战给世界留下的一个深刻的教训是：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日本人的文化观念中只有第一的追求，没有第二的荣誉，日本人的潜意识中肯定有一个信念，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是征服的对象，二战的历史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日本文艺动向、经济磨擦就是证明。
有人说，美国只需要一个配角式的日本 ，决不会容许一个超过自己的日本出现。这种看法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是日本会不会自觉服从美国的这一理念？美国有没有能力控制日本的发展方向？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容置疑的：日本说“不”。
关于第二个问题，首先历史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三十年代的美国政治家肯定会说，日本怎么敢与美国对抗？以至美国在二战中也付出了三十万人的生命的代价。其次从现实看，日本也具备了与美国抗衡的意识，１９８９年石原慎太郎与索尼总裁盛田昭夫合著的《敢于说‘不’的日本》等资料就能说明，日本事实上在同美国争夺对亚洲的主导权。第三，日本有与美国争雄的潜在势力。
今天亚洲的现状也会使日本人觉得有机可乘，亚洲其他国家在日本人的眼中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亚洲是垃圾堆，日本是挺立在垃圾堆中的大厦，在处理钓鱼岛和独岛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和民间都充分表示了这个倾向。
３、 日本再败
日本如果真的滑向了侵略之路，那么它的必然结果是日本再败。这首先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亚洲人民不会屈服于军事的征服，会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会属于亚洲人民。
其次二战的历史教育了亚洲人民，就现在来说，日本在亚洲的形象是很残忍的、很恐怖的，亚洲各国人民懂得，日本如果敢对亚洲任何一国发动战争，就敢对亚洲各国发动战争，一国的灾难将会很快演化成亚洲各国的灾难，因此，日本一旦发动战争，就会立即成为众矢之的。
日本再败是综合国力较量的结果。今天的亚洲不再是五十年前的亚洲，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已经成为亚洲和平的中坚力量，决不会允许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肆意践踏。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应对大量的司法不公案件,经皇家司法委员会提案，英国设立一个专门的“非政府部门的公共机构”，即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CCRC）。该机构对于刑事案件的复查是一种上诉权耗尽后的再审机制。在这之前，内务部（Home Office）负责将治安法院和刑事法院定罪或量刑存有错误的案件移送给上诉法院重新审理。然而，内务大臣不愿意干预司法独立，亦不享有侦查权，无法独立收集、调查证据，造成了大量案件无法得以及时、公正的审理。为了保证刑事判决的安全性和量刑的恰当性，增强公众对于刑事司法的信心，议会专门设立了特殊的救济机构CCRC，接管内务部向上诉法院移送案件的职能，以决定案件判定后是否应当重新审理。为了更好的介绍CCRC复查案件的流程，笔者举例如下：1990年3月19日晚上，在英国纽卡斯尔,罗约在家中看电视时被枪杀。前工程师亚当斯因涉嫌该谋杀案被警察拘捕、检察官起诉至纽卡斯尔刑事法庭。1993年5月18日,陪审团在对案件审理之后,一致通过被告亚当斯谋杀罪成立的判决,根据此项判决,法官对他作出终身监禁的量刑。被告亚当斯向上诉法院刑事审判庭提出了五条上诉理由，1997年1月始，法庭听审了该上诉案件，于1998年1月16日认定所有的这些理由不予成立，驳回了该上诉。
1998年6月20日，亚当斯根据《1995年刑事上诉法案》第9条，向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以下简称CCRC）申请复查该案件。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作了详细调查，并于2005年9月27日制作了案件移送的理由陈述书，将案件发还给上诉法院。该陈述书共有四项理由：（1）辩护律师没有彻底审查现有的有利于被告的材料，也没有指出控方证据之间明显存在的矛盾,不合格的辩护导致了被告无法获得公平的审理；（2）控方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证据开示,很多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故意向辩方隐瞒；（3）法官在对陪审团裁决前总结指示时发生过错，作出了不利于被告的引导；（4）陪审团非法采纳了被告不良品格的证据。上诉法院认定各种失误累积起来，足以使得判决不安全(unsafe)，因此于2007年1月撤销了对于被告的有罪判决。下面笔者评析它的现实运行状况，并探讨对我国刑事案件再审启动程序的借鉴价值。
一、复查程序
根据英国《1995年刑事上诉法案》的规定，CCRC复查程序如下:（1）受理，被告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认为生效判决不安全(unsafe)或者量刑不恰当，可以向CCRC申请移送上诉法院再审，CCRC办案组审查案件是否符合上诉的要求,由负责人员决定是否受理案件。CCRC也可以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自行决定受理案件。（2）调查，CCRC案件负责人自行或者委托本机构外的侦查人员对案件作出必要的调查，通过各种途径自由收集新的观点和证据。（3）决定，CCRC成员对案件全面审查，彼此之间交换信息和意见，如果认为原定罪量刑没有错误，就作出不予移送上诉法院的临时决定书，告知申请人及其律师结果和理由，并且允许其作进一步评论，如果他们没有作出评论或者评论没有实质性内容，办案组就作出不予移送的最终决定书；如果CCRC认为案件确有错误，应向上诉法院出具案件移送的理由陈述书，同时抄送给每一个与案件相关的主体。
二、运行状况
尽管作为一项增设的机制，CCRC纠正司法不公的能力受到上诉法院对于自身权力解释的约束，这种角色也同时受到中央政府经费支持不足的限制，它仍然是英国刑事司法领域近二十年来最受赞誉的举措。CCRC的成员由首相提名,女王任命,保证了办案时不受外界因素不正当的干扰。CCRC仅对议会负责，独立行使职权，它与涉案当事人没有先前的利害关系，能够对申诉案件保持最大限度的超然和客观态度。它的成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具有10年以上律师从业经历，至少有三分之二具有刑事司法从业经验。CCRC在调查和侦查案件时极其专业和认真，它的出现使得警察腐败和渎职现象大为减少。CCRC只有当认为定罪或量刑确有可能不应当维持时，才可以将案件移送给上诉法院。如果申请人在原审判决后没有上诉，他的再审申请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被CCRC受理。不仅如此，再审申请往往在出现新的证据或者论证的情况下才可能被CCRC接受。自1997年CCRC成立以来，共有11000份复查申请提交CCRC，移送上诉法院的只有420个案件（只有4%的移送率）。在这样审慎判断的情况下，CCRC的移送案件成功率达到70%。
三、借鉴价值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原审法院和上级法院有权主动提起再审程序。这造成了法院超出审判职能的范围行使了一定的主动调查的权力。笔者认为，为了保证再审程序启动的公正、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保护人权的原则，除了要取消原审法院的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力，保留上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还有必要借鉴英国的经验，设置不低于上诉法院级别的独立、中立的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该专门委员会拥有对当事人申诉的审查权、刑事再审的启动权和案件的调查权，它直接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成员具有专业性和广泛性，主要包括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鉴定人、刑辩律师、刑事法学研究人员等，从而保证相关的各种专业技术问题有专人负责处理。
与英国刑事再审的例外型规定相比，我国刑事再审则存在当事人到处、反复申诉现象，破坏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降低了刑事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削弱了它们的权威性，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我国可借鉴英国的相关规定，只有当判决不安全时，即严重错误或者程序不公时，才启动刑事再审。再审的决定应当附具体详细的理由，这样有助于化解申诉人的不满情绪，减少缠诉、上访等法制外救济，从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