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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犯罪原因论

周鹏龙


摘要

　　对于犯罪之过失犯罪原因的探讨，不仅是一个基本理论问题首要解决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分析和预防过失犯罪的必备基础。因此在坚持主客观统一以及内外因有机结合的方法论基础上，从主体自身因素和主体外在因素探究过失犯罪原因（主要为心理原因），对于认识过失犯罪以及预防过失犯罪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过失犯罪原因 主体因素 主体外因素


　　大凡世界，社会纷繁复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依法治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然而在我国正处于转型和改良的发展阶段，犯罪现象依然客观存在，有增无减，不容乐观。在建立健全法律规制的同时，探讨犯罪原因，追溯犯罪本质，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对于“什么是犯罪，人为什么会犯罪？”不仅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而且是众多犯罪学家和犯罪心理学家义不容辞的研究核心。对于行为人为什么会犯罪以及其犯罪心理的探讨，古今中外各学者观点不一，尚无定论。笔者试图避免从宏观角度探讨犯罪原因，力图从微观角度探索导致过失犯罪的原因（心理原因），揭示过失犯罪之犯罪人背后鲜为人知的原因。
　　对于过失犯罪的界定，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则为过失犯罪。据此过失犯罪可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危害结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是一种无认识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则指行为人对行为的危害结果虽有预见，但由于过于自信而仍实施该行为，这是一种有认识的过失。探索过失犯罪的原因不得不建立在对犯罪原因的探讨基础之上。
　　对于犯罪原因界定，国内外学者没有统一的认识，西方不同学者分别基于不同学科角度，对个体犯罪原因提出不同的主张。（1）生物学原因论，包括体型说，遗传说，内分泌失调说，物质代谢异说等理论。（2）精神病理学犯罪原因论，包括病态人格说，低能说等学说。（3）精神分析学的犯罪原因论，包括古典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新精神分析学观点等。（4）学习理论的犯罪原因论，包括犯罪模仿论，不同接触论，条件作用论，社会学习论等。（5）多元犯罪原因论。
　　我国学者对犯罪原因的探讨有：（1）台湾法学家，犯罪学家林纪东认为：“犯罪的形成，有其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因素，造因至为复杂”。（2）犯罪心理形成原因论，包括内外因素论，动力因素论，聚合效应论，主客观辩证统一论等。（3）行为发生原因论，包括“犯罪心理结构+犯罪机遇——犯罪行为”论，“刺激——个体——反应模式——个体综合结构论——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论等。
　　纵观中外学者的犯罪原因之观点，笔者发现对于犯罪原因的探讨，不仅争议大而且反映出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各学者站在宏观角度分别对犯罪原因进行了理论解释，作为犯罪范畴之过失犯罪其犯罪原因同样在各学者的理论解释范畴内。因此对于犯罪原因纷繁复杂的争议必然导致对过失犯罪原因的争议。
　　对于犯罪原因界定或者确定并非易事，但值得肯定的是在理解或者界定犯罪原因时，不能片面的认为一个或者几个确定的因素是导致犯罪的最终原因，犯罪原因本身是一个复杂因素的复合体或者结合体 ，因此探讨过失犯罪的原因时，不仅要遵循犯罪原因研究的方向而且要坚持全面、发展、联系、主客观统一以及内外因结合的观点。罗大华教授认为：犯罪原因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因素复杂多样，但不外是主体因素和主体之外的因素两大类。因此对于过失犯罪原因的研究也应从主体因素和主体外因素两个大方面就行探讨。基于这两大方面本文力图探究导致过失犯罪背后不为重视的心理因素。
　　对于过失犯罪原因的揭示，必须坚持主客观统一以及内外因结合的原则，过失犯罪发生的原因，不仅仅是犯罪主体自身的原因，而且外在复杂因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量对象。

一、影响过失犯罪的主体内因素

（一）心理因素
　　在过失犯罪的主体因素中，心理因素更具有决定性。它表明了过失犯罪人的主观性，在引发过失犯罪行为方面，以下若干因素具有一定的作用。
（1）态度。
　　态度是个体对各种事物和现象所持有的一种协调一致的，有组织的，习惯化的行为准备状态和心理趋向。态度和人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对人对事的态度不端正则是过失犯罪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例如在一些特殊职业中，如车，船，医生，煤矿，铁路指挥等，如果态度不当便容易造成重大责任事故，过失犯罪。过失犯罪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不负责任的态度，对抗态度，傲慢和固执态度以及自私的态度等。这些态度单个或者共同作用于行为人致使过失犯罪的可能性加大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
（2）思维与认知。
　　不正确的思维与认知是过失犯罪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思维的真确与否，应该以主观与客观是否相一致为准绳予以判断，如果主观与客观相离，其人认知就没有正确的反映事物的本质，或者自我认识不完善，或者自我观察不当，或者自我评价过高，或者自我体验歪曲等就会因客观与主观不一致甚或矛盾而出现错误的判断，进而导致错误行为的发生。在司法实践中，过于自信的过失就是自我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出现偏差或者不一致造成的结果。除了思维与认知之外，错觉也是过失犯罪心理不可忽视的因素。错觉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不正确认识，由于人体心理或生理的原因导致客观实际与主体意识反映出现不一致的状态。在司法实践中因疏忽大意造成的过失犯罪间或有之。
(3)注意。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专注程度，或者集中的指向。注意的涣散与分心便是造成过失犯罪的重要心理因素，无论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都是以不注意为前提的。注意一般分为，无意注意，有意注意，以及有意后注意。无意注意是无需作意志努力的注意，有意注意则是受人的意志支配的注意，后有意注意则为经过意志努力之后形成习惯的注意。对事物的无意注意，有意注意以及后有意注意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专心完成任务，过失犯罪中注意力的不集中和分散是导致某些过失犯罪的重要原因甚或是决定原因。
（4）情绪。
　　情绪的变化与过失犯罪有着密切的联系。情绪来源于需要的满足与否产生的态度体验，情绪会对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以及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强烈的外在刺激之下产生的情绪，对人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过失犯罪的产生或多或少的伴随着犯罪人的主观感情，主观情绪。
（5）性格与气质。
　　性格是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事物的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它一旦形成便会鲜明的以主体为载体客观表现出来，并且贯穿于行为的整个过程。气质是指人生来就有的、稳定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实践实例表明，性格和气质中的不良因素都有可能形成过失犯罪心理，进而导致过失犯罪的产生。如一个缺乏理想和信念的人，可能会出现对工作缺乏热情，毅力不坚定和责任心不强烈等特征，这样的人很可能出现玩忽职守的过失行为。
（6）智能与经验。
　　通常情况下，智能低下的人发生过失的情况要多于常人，一般一些易产生危险的技术性操作，由于智能低下，在掌握技术上有困难，而且容易对危险评估不足，会出现对危险无所顾忌或错误低估危险，易于发生过失。同时高智能者由于过于自信而忽视危险也易造成过失。但同时缺少经验同样也是预见危险性的一个障碍，由于缺少实践经验而对事物发展的缺乏预见并且遇到问题不易处理，因此成为过失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
（7）记忆。
　　记忆的缺陷与失误，会造成行为偏离正确方向，如遗忘等，会使主体对外界产生认识上的错误，致使行为发生偏差。在司法实践中，有操作员因为没有记清或着忘记操作规则致使行为错误最终导致过失犯罪的发生。
（8）无意识因素。
　　无意识因素在正常行为中会有出现的可能性，例如偶尔因疲劳打瞌睡或者受药物影响，其可能潜入到意识状态导致正常意识的混浊致使过失行为发生。
（二）生理因素
（1）疲劳。
　　疲劳是指持久的或者过度的活动是身体不适，导致工作效率减退的抑郁状态。疲劳有心理疲劳和生理疲劳。人处于疲劳状态下，往往对外界刺激无法作出迅速合理的反应，对应注意的危险可能不会正常注意，这样容易导致危险行为的发生。
（2）酒精中毒或者其他类似状态。
　　据研究行为人在饮酒后会出现，如视力下降，触觉不敏感，思考判断能力，注意力下降等闹障碍。因此酒后发生过失行为的可能性比较大。
（3）生理节律。
　　生理节奏规律正常与否对人的行为或多或少的产生影响，例如人体生理活动周期的打乱以及生物钟的破坏都对行为的正常性有一定的影响。
（4）年龄，性别和身体机能的缺失。
　　年龄大小不同意味着心理成熟的程度与知识经验的多少的不同，因而对人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女性较为细心谨慎，注意力专一，不易造成过失行为。相反，男性一般粗心大胆，易分散注意力，因而容易出现过失行为。
（三）行为因素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对策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陈志凡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证人出庭问题成为衡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应如何完善进行深入探讨,供大家参考。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公诉的刑事案件中,证人绝大多数均未到庭作证,未到庭率在98%以上,极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仍然是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一旦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将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要改革这一现状,就必须从健全证人出庭制度入手。从目前调查分析的情况看,证人出庭制度得不到落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不足是阻碍证人出证制度实施的最根本原因
1、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过于简陋。我国现行的刑诉法虽然经过大幅度修改(以下简称96年刑诉法),但是关于证人证言、证人权利义务等方面的规定却仍然与1979年制定的刑诉法一样(以下简称79年刑诉法)。如96年刑诉法第47、48条的条文与79年刑诉法第36、37条的条文一模一样,没有作任何修改。同时96年刑诉法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言效力,质证权的行使等均只有原则上的规定,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将在随意性。
2、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在法条上不平衡。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应享有一定权利。但96年刑诉法中、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表现在:（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96年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享有什么权利。这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的同时,还要承担人身风险,这显失公平,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2）证人的义务与责任脱节。96年刑诉法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3、立法上的矛盾,导致证人出庭的可选择性。96年刑诉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里的"必须"表示:证人提供的证言只有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人员,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讯问、询问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96年刑诉法第157条又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其证言只要经过公诉人或辩护人宣读,审判人员在听取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后,仍可作为定案的证据。这种立法上的矛盾使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与公诉人、诉讼参与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具有同样的效力,均可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因此在庭审过程中,司法人员往往择易避难,以书面证言、询问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以宣读证言代替出庭质证。
4、证人证言效力具有不确定性。96年刑诉法规定,证人证言的固定,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采取"书面证言,询问笔录,法庭笔录"三种形式。但是对那一个阶段的证言效力优先却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当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出现反复时,司法人员由于不清楚那一种证言的效力应优先,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往往无所适从,从而增加了审理刑事案件的难度。因此司法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因害怕证人证言出现变化,影响案件定性,而承担一定责任,大多不积极推行证人出庭制度。
（二）执法思想的误区是证人出庭制度的一大障碍。
目前,许多审判人员,公诉人员的执法观念仍停留在79年刑诉法所确立的框框中,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体现,再让证人出庭就是多此一举,形式主义。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有什么困难,就一概不管。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未出庭的案件,质证时也只是过过场,走形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时也不闻不问。
（三）社会因素的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大绊脚石。
1、证人作证意识薄弱。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公民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少证人由于法制意识差,缺乏作证意识,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参与表现自己的觉悟,不参与也不是过错;还有的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记录了他们的证言,他们已履行了作证义务,没有必要再当庭与被告人质证。甚至有的证人收到出庭通知书后,竟不知道法院叫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害怕而不敢出庭。此外，有的证人从未出过庭,不知道在庄严肃穆的法庭应怎样做,所以不敢出庭作证。
2、证人怕是非、求安稳。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面对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因此许多证人认为自己在庭上作证是"加害"被告人,会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
3、人情利害关系作祟。有的证人与被告人是同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或利害关系人,平时关系融洽,所以他们认为用书面形式证实被告人的犯罪已经对被告人很"不讲义气"了,现在要他们当庭证明,更是不可能。也有的证人曾经得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好处对被告人持同情或感恩心理,不敢到法庭上作证。还有的证人因与被告人的犯罪有一定的牵连,所以他们也不敢出庭作证。
4、证人在经济上得不到补偿。证人出庭作证,其经济上肯定会遭受一定损失,如车旅费、误工费等。特别是对那些路途遥远,作证时间长,次数多的证人来说更是一笔不大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予以经济补助的配套措施,所以很多证人把出庭作证看成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
二、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立法上的完善：
1、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目前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之一,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或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都在其刑事诉讼中贯彻这一原则。它的基本要求是:法庭审判必须以直接言词方式进行,法官、检察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证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由控辩双方辨认、质证,书面的证言不能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在当前的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庭之所以会既可以采纳书面证人证言、也可以采纳证人当庭提供的证言,其主要原因就在当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未明确规定证人只有到庭作证,经过控辫双方质证后,其提供的证言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把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质证作为一项硬性规定。
目前有的观点认为从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警力配备上看,硬性规定证人出庭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偏面的,因为他没有看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同时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看,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不是等到条件全部成熟时才予以制定实施,都是在条件基本成熟时就开始制定实施,并在实践中逐步磨合完善的。目前我国巴基本具备确定在"直接言词"的条件,应该制定。
2、明确证人作证的义务、权利和责任。权利和义务是辩证的统一件,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我国刑诉法应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有:①接到审判机关的通知后,应按时到庭作证；②应当如实提供证言,不得有伪造、隐瞒证据；③在法庭上应接受法官、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询问或质证；④应当遵守法庭秩序,不得哄闹法庭或侮辱、诽谤、殴打、伤害司法人员或其它诉讼参与人；⑤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除向法庭如实提供外,应当保密。
证人的权利包括:①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陈述证言；②对公诉人、审判人员、其它诉讼参与人询问与案件无关的内容有权拒绝回答；③有权阅读自己陈述的笔录,认为笔录有误的,有权要求更改;④因出庭作证而受到经济损失的,有权要求赔偿；⑤人身安全、人格名誉和财产利益不受侵犯。
义务和责任也是法律上的一个辩证关系。履行义务必须承担责任,不履行义务必须受到惩罚。日本、法国、德国对拒不到庭作证的证人规定了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或处罚措施。因此我国在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责任时,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笔者认为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罚则可分为三个层次:①司法警告,主要针对那些首次收到作证通知书而不到庭提供证言的证人；②罚款或拘留,主要针对那些经两次传唤而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③建议增设拒不作证罪,这主要针对那些已经被采取行政拘留或罚款仍拒不到庭作证的证人。
但是不是每个证人均须出庭作证呢?外国刑事诉讼法中,有的规定一定条件下,某些了解案件的人可以拒绝作证。如日本刑法典第147条规定:"任何人对下列人有可能受到刑事追究或判处有罪时可以拒绝作证：自己配偶,三等以内血亲或二等以内姻亲,自己的监护人或保护人。"另外,各国都规定如果证人提供有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处分的语言时,有拒绝作证权。在我国要求所有证人出庭也是不现实的,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规定：①如果证人的语言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处分时,可拒绝作证；②证人和被告人有三代以内血亲,可拒绝作证；③证人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可拒绝作证。
3、确定保护措施和经济补偿措施。确立证人必须到庭制度,就要尽量使证人自觉到庭,强化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保护,以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刑诉法第49条虽然规定了司法机关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保护措施,但是过于笼络,应具体化。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会受到一定经济损失。世界上不少国家对此都明文规定证人有权得到经济补偿。如德国制定了专门的《证人鉴定人补偿法》。因此,我国也应明确规定出庭应得到一定补偿,并制定相应的条例。
(二)增强证人的法制意识,强化他们的作证观念。如果要推行证人出庭制度,除了要从制度上、立法上予以完善外,还要注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各种传媒,宣传公民作证的权利、义务、责任,并把他与"三五"普法工作密结合,使公民认识为什么要作证,出庭作证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在法庭应怎样做,禁止做什么。从根本上增强公民间犯罪作斗争的自觉性,激化他们作证的积极性。
（三）转变执法观念,规范执法行为。组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进行学习和培训,使他们深刻领会刑诉法的立法原意和法律精髓。同时鼓励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进行业务学习,提高业务水平,规范自己的司法行为,提高审判人员驾驳和主持刑事审判的能力,提高质证水准,增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能力,消除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畏难情绪,从而积极推进证人出庭制度的实施。
（四）当前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应解决的问题。在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笔者认为对证人出庭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经多次传唤仍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应视情况分别对待,不能强调每个人都要出庭作证,但是对于下列人员，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一定要保证其到庭作证:笔录语言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内容有分歧,不到庭其证官无法说明的证人;对案件事实有直接证明作用的关键人;被告人对其证言持有异议的证人。由于这样的证人不算多,因此司法人员可主动上门,讲明利害关系,敦促其到庭作证。对于作证的补偿费用问题尚未明确之前,可由法院设立证人基金或多方协调解决。

(陈志凡、男 法学学士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办公室副主任 362200 0595-5681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