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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欺骗取证”的正当性及限制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管见


关键词: 取证/欺骗/正当性/刑事诉讼法
内容提要: 在古代的断案智慧和现代的审讯策略中都包含着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适度的欺骗取证具有正当性，因为其目的是正确的，其方法是适当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相关规定不尽合理，应该进行修正。这个问题背后所隐含的是刑事司法的价值定位。


所谓“欺骗”，一般是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笔者在本文中探讨之“欺骗取证”，主要是指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或证明案件事实而采用带有欺骗性质的方法获取证据。其中，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能否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去获取证据，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毋庸讳言，诚信缺失是当下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笔者也曾呼吁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确立公平诚信原则。但是，呼唤诚信并不等于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在讯问中百分之百地实话实说，因为在讯问时采取适度欺骗的方法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

一、“欺骗取证”是一种断案智慧

查明案件事实是司法裁判的基础，也是司法裁判的难点。无论是在刑事案件中还是在民事纠纷中，知悉案件事实的当事人往往基于利益考量而不愿实话实说，而司法裁判者往往又需要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去查明事实真相，因此审讯问案便成为数千年来司法活动的一项基本内容。在以被告人口供为“证据之王”的历史时期，司法裁判者对口供的依赖便导致了各种刑讯方法的诞生。不过，即使在古代，许多司法官员也努力探索科学的审讯问案方法，如我国春秋时代的“以五声听狱讼”方法[1]和汉代的辗转推问侧面迂回的“钩距”问案法[2]。此外，一些优秀的司法裁判者还善于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设置“骗局”，智慧断案。中国宋代的“摸钟辨盗”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宋朝年间，建州浦城县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个大户人家失窃，丢失金银财宝若干。官府虽然找到一些嫌疑人，但几经讯问，就是不能定案。后来，新县官陈述古上任，决心查破此案。他得知该县后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口大钟，当地人视为神灵。于是，他让衙役把那口大钟请到官府，放在后院，用幔布做成一个大帐篷，围在上面。然后，他升堂问案，把那些嫌疑人都带到后院。他说，这口大钟能够辨识盗贼。疑犯用手摸钟，如是盗贼，那钟就会发出鸣响；如不是盗贼，那钟就会保持沉默。说罢，他带人在大钟前举行了庄重的祈祷仪式，然后让嫌疑人依次走进帏帐，用手摸钟。帐内光线昏暗，且无人监视。众嫌犯一一入帐摸钟，然后出来，但那大钟一直未响。旁观者议论纷纷，县官便令衙役查验每个疑犯的手掌。只见众人手掌皆黑，唯有一人手掌不黑。县官一拍惊堂木，喝道：“你这盗贼，还不从实招来！”原来，县官让人暗中在大钟上涂了墨，而那个入帐后不敢用手摸钟因此手上无墨的人定是盗贼。经过审讯，那人果然交代了作案经过，并带衙役起获了盗窃所得之赃物。[3]

外国也有智慧断案的故事，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所罗门王的“智断亲子案”。在公元前960年至930年间，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他的博大智慧征服了国人的心。他不仅善于治国，而且善于断案。据说，两个女子因争夺一个婴儿而诉至所罗门王，两人都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是婴儿的母亲且互相谩骂。所罗门王便让人拿来一把利剑，下令把孩子劈成两半，给每个女子一半。听后，一个女子平静地说：“我们谁也别想得到孩子，劈吧。”另一个女子却惊恐地说：“噢，我的主人，把这个活着的孩子给她吧，不要弄死他。”于是，所罗门王便把孩子判给了后者，因为那个不愿意让孩子死亡的女人才是真正的母亲。[4]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裁判者都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方法获取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在“摸钟辨盗”一案中，陈述古县官假借人们对“神钟”的信奉，编造了“神钟能够识别盗贼”的谎言，从而使罪犯不敢用手摸钟，获取了其手上无墨的证据并查明案件事实。在“智断亲子案”中，所罗门王谎称要把婴儿一劈两半，然后获得了两个当事人的相应陈述，并据此做出裁断。毫无疑问，陈述古县官和所罗门王的做法都属于欺骗取证。那么，这种方法应该被禁止吗？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方法在古代社会中可用，在现代社会中则不可用。诚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样的欺骗方法大概很难发挥实效，因而是不可复制的，但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欺骗方法的正当性，或者说，人们是否赞同在审讯问案时采用这种方法。笔者以为，这两个案例能够流传千载并成为佳话就足以证明世人对这种方法的赞同态度。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考察一个现代的案例。

在一起受贿案中，犯罪嫌疑人是个很有水平也很有口才的官员。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他总是以“实事求是”做挡箭牌。他说：“我们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无论干什么，都要实事求是。我是领导干部，无论对上对下，都要实事求是。我做事要实事求是，说话也要实事求是。我跟你们讲，我没有受贿，就是没有受贿。这就是实事求是嘛！你们是人民检察官，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办案就应该实事求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实事求是，那是要犯错误的！”侦查人员见他反复强调“要事实求是”，就说：“我们都知道要实事求是，不用你讲。这样吧，你把它写在纸上，就不用一遍遍重复了。行吧？”嫌疑人点了点头，在侦查人员拿来的白纸上写下“要实事求是”，然后又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签上自己的名字。侦查人员结束讯问之后，拿着这张纸找到该嫌疑人的妻子，对她说：“这是你老公写给你的，他让你实事求是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妻子仔细查看一番，发现确是她丈夫的笔迹，便如实交代了她和丈夫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5]毫无疑问，这种取证方法属于欺骗。但是，我们的法律应该禁止侦查人员使用这种欺骗方法去获取证据吗？回答应是否定的。[6]

二、“欺骗取证”是一种审讯策略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审讯教科书，都会讲授一些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方法，如设置圈套、引蛇出洞等。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能完全遵循实话实说的原则，必须隐瞒某些事实真相，甚至虚构某些事实。假如侦查人员必须实话实说，那么在某些案件的讯问中，侦查人员就应该对嫌疑人说：“老实讲，我们现在也没掌握多少证据。你看着办，是交代还是不交代？”这话确实没有欺骗，但是荒唐至极。在此类案件中，侦查人员往往会对嫌疑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其他人都讲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这当然是欺骗。但是，这种讯问方法是必须禁止的吗？侦查人员通过这种讯问方法获取的证据都是应该排除的吗？

在讯问中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方法，符合犯罪侦查活动的要求和规律。我们知道，犯罪侦查活动具有对抗性，犯罪侦查思维具有博弈性。在具体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要查明案件事实并捕获罪犯，而犯罪分子则要掩盖案情真相并使侦查误入歧途。双方不仅要根据对方的对策来制定自己的对策，而且要经常进行“斗智”。这就是说，一方的思维正确与否往往要取决于另一方的思维活动。侦查人员要想在这对抗中掌握主动权并战胜对手，采取一定的欺骗策略是必要的。例如，在一起入室盗窃案中，侦查人员对嫌疑人说：“我们在现场提取到了你的手印。请你解释一下吧。”这是欺骗，因为侦查人员并没有在现场上提取到该嫌疑人的手印。然而，侦查人员可以依据这个问题去分析嫌疑人的反应并寻找破绽。面对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无罪而且从未去过该现场的嫌疑人会坚决否认，而事实上有罪的嫌疑人则可能会试图解说并难免露出破绽。又如，在一起抢劫案中，嫌疑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在现场而声称案发时在某电影院看电影。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可以立即说自己碰巧也在那个时间在那个电影院看电影，而且记得很清楚，因为在那个电影的放映过程中发生了两个观众打架的事件。这还是欺骗，因为这都是虚构的。如果侦查人员有一定的表演技能，把这个虚构事实描述得活灵活现，就会使说谎的嫌疑人陷入困境，或者附和侦查人员的讲述，或者寻找不知情的理由，如正好中间去外面上厕所或抽烟了，而这都会给侦查人员戳穿他的谎言提供依据。

美国著名刑事司法专家英博教授和著名审讯专家雷德等人合著的《审讯与供述》[7]一书的第五章第六节专门讲述了“圈套问题”[8]的使用。作者举例说，在一起杀人案中，嫌疑人声称案发时自己在家中。审讯人员便说：“玛丽（被害人）的邻居说曾在那天晚上看见你的汽车停在玛丽家门口。你对此作何解释？”这个“圈套问题”就属于欺骗的性质，因为实际上没有邻居曾在现场看见该嫌疑人的汽车。作者认为，“几乎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使用‘圈套问题’……圈套问题可以使用真实的证据为基础，也可以使用虚构的事实为依据。它可以设计各种内容，如遗留在现场上的足迹、轮胎痕迹、个人物品，以及嫌疑人鞋上与现场泥土种类相同的污泥等。”[9]

众所周知，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涉及毒品、走私、恐怖、暴力等团伙犯罪案件的侦查中都会使用秘密侦查或化装侦查等带有欺骗性质的侦查方法。例如，特情人员打入贩毒集团时肯定要用欺骗的方法来隐瞒自己的身份并获取对方的信任。如果特情人员不被允许使用欺骗方法，那就只能实话实说：“我是公安局派来的，任务是收集你们贩毒的情报和证据。请各位多多关照。”那是相声中的滑稽，在这类犯罪侦查中，欺骗是必须的。

当然，带有欺骗性质的侦查方法也可能给社会带来负面后果，如侦查人员使用不恰当的审讯圈套也可能使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违心地承认自己并未实施的犯罪行为。例如，在一起抢劫案中，侦查人员得知嫌疑人非常孝敬他的母亲。于是，在审讯中，侦查人员突然接到某医院急诊室医生打来的电话。然后，侦查人员告知嫌疑人，他的母亲在得知其出事后急忙外出找人帮忙，结果在街上不小心出了车祸，命在旦夕，口中还不断呼唤儿子的小名。嫌疑人泪流满面，请求去医院看望母亲。侦查人员无奈地表示，在案子没有结论之前，我们不能让你出去。当然，如果你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我们就可以立即送你去医院看望你的母亲。于是，嫌疑人承认了犯罪指控。但是他承认之后，侦查人员并没有带他去医院。后来又告诉他，原来弄错了，那个出车祸的老人不是他的母亲。其实，这是侦查人员设置的骗局。

笔者认为，这种欺骗方法是恶劣的，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不仅突破了人们的道德底线，而且可能使无辜者违心地承认有罪。因此，法律不应该也不能够完全禁止欺骗取证，但是必须限制欺骗取证，以便尽可能用其利而抑其弊。其实，在法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也不是一律禁止使用的。只要欺骗取证的行为方式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突破道德的底线，取得的证据就能够被法院所采纳。另外，联合国所确认的刑事司法准则（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做法，但是并没有禁止对犯罪嫌疑人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审讯策略。[10]综上所述，适度的欺骗取证具有正当性，因为其目的是正确的，其方法是适当的。

三、《刑事诉讼法》修改肯定了“欺骗取证”的正当性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按照这条规定，所有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都属于禁止使用的范围。假如侦查人员都严格依法办案，那他们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就必须实话实说。如前所述，这种一律禁止性规定是不合理的。另外，这样的规定在现实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是徒有虚名。坦白地说，我们连刑讯逼供都禁而不止，还说什么要严禁威胁、引诱、欺骗！立法是为司法服务的，无可践行之话，难以体现其价值。有人说，欺骗取证在实践中可以用，属于“打擦边球”，但是不能明说。而笔者以为，法律明令禁止，但暗中允许使用，这种做法本身就有欺骗之嫌。

法律不应该严禁在犯罪侦查中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但是应该加以限制，而限制的方法就是在刑事诉讼中排除那些以恶劣的欺骗方法获取的证据。至于什么是恶劣的欺骗方法，笔者建议把握两条标准：第一，这种欺骗是否突破了人们可以接受的道德底线；第二，这种欺骗是否可能导致无辜者做出有罪供述。在司法实践中把握这两条标准，需要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去自由裁量，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加以明确。

与此相应地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发并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两个证据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上述规定进行了修正。例如，《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一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其第二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没有明确地一律排除欺骗获取的证据，而是用“等”字加以模糊化处理，其含义就是让司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排除。[11]

2011年8月30日在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民众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中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该草案第十四项说明：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九条，修改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十七项说明则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然而，该草案公布之后，社会上有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刑事诉讼法》的倒退。据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第二稿可能恢复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表述，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笔者无意争辩这究竟属于前进还是倒退，但笔者以为如是规定很不合理。

单从体系性来说，如是规定会使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一方面，修正案明确规定要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收集证据；另一方面，却没有明确规定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收集的证据必须排除（前述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依然保留）。采用《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使用的方法获取的证据却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另外，修正案第五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在必要时使用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等侦查手段；并进一步规定采用这些侦查手段获得的材料可以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在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中难免使用欺骗，有时还要使用引诱，这又使修正案出现了一方面严禁一方面允许的自相矛盾，而这显然是立法者和司法者都不愿意看到的状况。[12]

四、欺骗取证符合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的主流司法价值观

在犯罪侦查中应否允许侦查人员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方法，这实际上反映了刑事司法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定位。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刑事司法制度都处于多种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之中，例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被告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的冲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冲突，在司法活动中追求真实与降低成本的冲突，在诉讼活动中加强程序保障与提高司法效率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得不在这错综复杂的冲突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定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价值定位也会发生变化。

论内幕交易罪的行为样态及立法完善

曾琳


内容摘要：完善和发展我国证券市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控制和防范。本文通过比较各国关于内幕交易行为样态的规定，从内幕交易的概念入手，研究内幕交易行为样态的范围，分析利用、泄露、建议、短线交易四种内幕交易行为类型的特点，并针对我国内幕交易立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内幕交易罪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内幕交易 利用 泄露 建议 短线交易

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业的逐步发展，内幕交易犯罪也呈上升趋势，如果不加防范，将严重破坏 “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的信息保密制度，扰乱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在少数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获取暴利的同时，让更多不知情的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最终的结果是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了信心，导致了证券市场的一泻千里。刑法中的行为是犯罪的核心，因此，加强对内幕交易罪控制的关键在于对内幕交易行为的制约。然而，对于什么是内幕交易行为，理论和实践中仍有争议，我国《刑法》对内幕交易罪的规定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对其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一、内幕交易罪行为样态的范围
（一） 内幕交易的含义
内幕交易作为证券市场的一种伴生现象，是证券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必然结果。那么，什么是内幕交易呢？这个问题是一切有关内幕交易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研究本罪行为样态所要解决的前提条件。美国是最早制定反内幕交易法的国家，但是其并没有对内幕交易作出定义，根据布莱克词典解释，内幕交易（insider trading）是指公司的职员、董事和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登记在册的股东买入或卖出该公司证券的行为，而这些交易行为必须每月向证监会报告。（1）欧盟1989年4月20日签订的“反内幕交易公约”（the Convention on Insider Trading）的第一章第一条对内幕交易作了如下定义：“证券发行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或成员、管理和监督机构、有授权的代理人及公司雇员，故意利用尚未公开、可能对证券市场有重要影响、认为可以保障其本人或第三人特权的信息，在有组织的证券市场进行的‘非常操作’”。（2）我国法律并未对内幕交易作定义，学者对内幕交易的定义也不尽统一，如有的学者从行为的不当性角度指出，“内幕交易又称内部交易、内线交易，是指掌握内幕信息的人滥用信息优势实施的证券欺诈行为，即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内幕人员或者非内幕人员围绕有关的内幕信息所实施的欺诈行为”。（3）有的学者强调行为的违法性，认为“内幕交易是指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的行为。”（4）由于人们对构成内幕交易诸要素的内容和范围还存在分歧，因此内幕交易的概念并没有权威和统一的定义，但我们仍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其一，内幕交易首先必须是一种与证券交易相关的行为，行为人或是自己对证券进行买卖，或是参与他人对证券的买卖；其二，内幕交易涉及的交易者的身份特殊，行为人必须是与内幕信息有关联的人士，或是直接掌握，或是间接得知；其三，交易双方缺乏信息的对等性（接触的平等和占有的平等），交易者所凭借的条件是未公开的能够影响证券价格的内部信息；其四，内幕交易发生的场所不限于上市公司股票的证券交易市场，还包括场外交易。综上，我们可以把内幕交易界定为：掌握未公开而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内幕信息的人，利用该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或使他人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其既包括内幕人员自己实施证券交易行为，也包括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或建议他人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
（二） 广义的内幕交易行为与狭义的内幕交易行为
由于人们对内幕交易要素的认识难以达到统一，反映在证券交易立法上则主要有两种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控制模式。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对广义内幕交易行为控制模式，包括行为人知悉公司内幕信息且从事证券交易或其他有偿转让行为，泄露内幕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证券的行为，以及短线交易行为，即证券交易法第16条b款规定的公司的主要受益股东、董事或者官员在6个月的任何时间内购买和出售该发行人股票的行为。受美国这种立法影响的国家还有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如日本现行的证券交易法规定的内幕交易包括三种：一是公司内幕人利用未公开的内幕信息进行有关证券的买卖；二是收购要约人内幕人利用未公开的有关收购要约信息买卖证券，三是短线交易行为，即公司的高级职员和主要股东不得就其在该公司之股份，于买进股份后六个月内即行卖出，或卖出股份后六个月内即行买进。又如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内幕交易行为规定了禁止董事、监事、经理人员及持有股份占该公司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在6个月内的短线交易行为以及获悉内幕信息之人在该信息未公布前买入或卖出该公司之股票的行为。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则采取狭义的内幕交易行为概念进行立法。如英国禁止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买卖，禁止在内幕信息的基础上为第三人提供咨询或推荐，禁止传播内幕信息。又如德国现行的证券交易法第14条规定内幕人禁止如下行为：1、利用其所得内幕事实以自营或受他人委托方式或者为他人购买或转让内幕人证券；2、未经授权将内幕人事实告知他人或使他人购买得知；3、基于其所得知的内幕人事实建议他人购买或转让内幕人证券。禁止知悉内幕事实的第三人利用此种信息自营或受他人委托方式或者为他人购买或转让内幕人证券。
从上述罗列的种种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无论是广义的内幕交易行为控制模式还是狭义的内幕交易行为控制模式，凡是对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进行控制的国家和地区，均把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视为内幕交易罪范围内的行为方式之一，而未设置泄露内幕信息之罪名；其次，采取广义的限制内幕交易行为和采取狭义的限制内幕交易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把短线交易行为纳入内幕交易的范畴，即要么直接把短线交易视为内幕交易行为，要么对短线交易作另行的规定。对于第一个结论，我们认为，我国刑法与他国规定不同，将泄露内幕信息罪设置为与内幕交易罪并列的选择性罪名的原因主要根源于中西方思维习惯的差异。按照汉语传统的思维模式，既然称之为内幕交易，行为人一定要有交易行为，如果行为人只实施了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而没有进行证券交易，则只能对其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负责；西方国家习惯用发散性思维联想问题，认为正是因为行为人泄露了内幕信息，才引起信息接受人利用该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假定人都具有趋利性），泄密与交易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这种泄密行为就是一种内幕交易行为。虽然罪名的内容实质上并无太大差异，但是从精练罪名的角度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就将泄密行为规定为内幕交易。对于第二个结论，我们认为，在判断短线交易是否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之前，有必要先对内幕交易行为的特点作分析。首先，内幕交易是一种证券投机行为，行为人利用了证券信息公开前与证券价格反映之间的时间差，是一种谋取私利的行为；其次，内幕交易是一种交易欺诈行为，内幕人员在不告知其交易相对人真相的情况下，用并不代表证券实际价格的证券与之进行交易；再次，内幕交易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内幕人员利用了本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内幕信息，以不当利用公司职务或工作便利为条件，实质上剥夺了普通投资者平等获得信息的机会；最后，内幕交易是一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其损害了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造成市场运行成本的增加，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危害了证券市场的安全。（5）所谓短线交易（short-swing trading），是指公司特定的内部人员在买入证券后，在短期内（通常限定为6个月）再行卖出；或在卖出证券后，再行买入的行为。短线交易完全符合上述内幕交易行为的特点，它是董事、监事、大股东等凭借其对公司的控制权投机取巧，不当利用内幕信息的欺诈性证券交易行为，最初对短线交易立法的目的也正是为了防止这种行为的发生，以维护投资大众对市场的信心和市场交易的公平。与狭义的内幕交易行为相比，控制短线交易是一种事前防范机制，它假定公司内幕人都会利用内幕信息进行投机性交易以牟利，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避开了在指控中难以取证的问题。狭义的内幕交易行为，则要求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其利用的信息是内幕信息，采取过错归责原则。由此可见，两者的主要差别只是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刑事证明要求上的不同，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一种滥用内幕信息的交易行为，为各国证券立法所规范。因此，为了全面分析内幕交易行为样态，揭示其行为特点，本文采取广义的内幕交易行为说，将短线交易行为作为内幕交易的一种表现方式进行研究和探讨。
二、内幕交易罪行为样态的具体表现
（一）获取内幕信息的手段
获取证券交易的内幕信息是内幕交易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行为人的交易就是一种合法的交易。因此，在探讨内幕交易的行为样态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获取内幕信息的手段作分析。尽管采取不同的划分标准，内幕人员就会有不同的分类，但从内幕人员与内幕信息的接触或获取方式来看，可以将内幕人员划分为以下两类。
1、第一类内幕人员的合法获知
第一类内幕人员，虽然各国称谓不同，但所指大体相同。如我国法律将第一类内幕人员规定为证券内幕交易知情人员（6），美国则包括传统内幕人（Traditional Insider）和临时内幕人（Temporary Insider）两类，即公司董事、监察人以及公司内具有控制权之股东和来自公司外部但与公司有一定业务关系（含服务关系）的人员。欧共体则称之为第一内幕人（primary insiders），包括任何因为其作为发行人的行政管理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督机构的成员而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因为持有发行人股份而获得内幕信息的任何人以及因雇佣关系、职业或履行其职责而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可见，无论是我国规定的证券交易的知情人员还是美国的传统交易人、临时交易人或是欧共体所称的第一内幕人，其获知内幕信息的手段均是通过法律许可的合法途径：其一，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超过5％以上的股东凭借其作为公司决策层的特殊地位，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直接接触到内幕信息，甚至参与制定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其二，担任公司某些职务的人员，如会计、投资顾问等，由于职务或业务的需要，需要执行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由此获知内幕信息；其三，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登记结算机构、交易服务机构的有关工作人员虽然不是公司的内部人员，但是可以通过对该公司的监管、登记结算、提供会计或法律服务了解到该公司尚未公开的内幕信息。由此可见，以上人员都是在职责范围之内为正常开展工作而必须接触内幕信息的情况下获取的，如果行为人不是通过合法的职务或业务关系，而是非法地利用职务之便，或者超越职务权限获取内幕信息的，就并非本处探讨的第一类内幕人员的合法获知。
2、 第二类内幕人员的非法获取
第二类内幕人员，是指我国法律规定的非证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即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之外的，不是基于职务或者业务关系，而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证券内幕信息的人员。美国把该类人员称之为消息受领人（Tippee），即从内幕人泄露内幕信息行为中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欧共体国家则定义为第二内幕人（secondary insiders），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占有内幕信息的除第一内幕人以外的其他人。第二类内幕人员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手段通常包括秘密窃取、骗取、偷听、监听、行贿、胁迫、私下交易等等方式从知情人员处套取、索取，从手段本身来看，是积极的且具有非法性。那么，如果手段本身是消极的且并无非法性可言呢？如第一类内幕人的主动告知，或者无意中听见他人讨论内幕信息，或者拾得他人遗失的内幕信息资料等方式获得内幕信息的情况是否属于“非法获取”呢？ 我们认为，对“非法获取”的界定应该趋于宽泛，而不宜过窄。首先，“非法获得”的内涵应指“不该知道而知道”，“不该知道”指行为人与内幕信息之间并无的职务或业务上的信赖关系，其属于被法律法规禁止接触或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不该知道而知道”本身就是对特定范围内幕信息知情权的违背。其次，行为人采取非法手段获得内幕信息并不构成本罪，这只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还需要行为人进一步非法利用该信息。如果无意获取内幕信息是合法手段，那么其后故意利用该信息交易或再泄露信息，就缺少本罪规定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要件。因此，不管非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只要最终的结果是获得了其不该知悉的内幕信息，就属于第二类内幕人员的“非法获取”。
（二）内幕交易的具体行为样态分析
1、 我国内幕交易行为样态的现状分析
我国证监会公布处罚的内幕交易行为要素特征1993.10－2001.4（7）

案 例 简 称 行 为 主 体 行为类型 内 幕 信 息
1、华阳公司、龙岗公司案 大股东 短线交易 公司收购
2、农行襄樊上证案 证券公司 利 用 公司收购
3、张家界旅游公司案 上市公司 利 用 送股协议
4、王川案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利 用 公司收购
5、戴礼辉案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利 用 公司重组
6、俞梦文案 上市公司中级管理人员 利 用 公司重组
7、轻骑集团案 上市公司 利 用 年度报告协议收购
8、南方证券、北大车行案 证券公司、上市公司 泄露利用 增资配股重大投资
9、高法山案 大股东高级管理人员 利 用 协议收购

从上述反映近年来我国证监会公布处罚的内幕交易行为的图表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内幕交易行为样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行为主体的绝大部分集中在第一类内幕人员，即大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经理等），法人作为行为主体所占比重较大（40％），可见第一类内幕人员较第二类内幕人员更易滥用内幕信息；其二，内幕交易的主要行为类型是行为人直接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占行为方式的83％，主要是因为该类行为方式更能直接获益或避免可能遭受的损失，与内幕交易的牟利性密切相连；其三，行为发生的时间多集中在公司收购、兼并过程中，这与我国频繁的上市公司与其集团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的资产重组有关。据此，我们认为，控制内幕交易行为的重心应放在监控公司资产重组过程中的第一类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
2、内幕交易行为样态的类型
（1）利用行为
如上所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买卖的行为是内幕交易行为中最常见的类型。其行为主体包括第一类内幕人员和第二类内幕人员。“利用”是指行为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正式公开前，利用自己所知道的内幕信息，掌握有利的条件和时机，进行证券的买入或者卖出。这里的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行为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买卖包括以自己的名义买卖，与他人合伙买卖，借他人名义或他人证券户头买卖，或者受他人之托为他人买卖。其二，买卖应作广义理解，包括直接的买卖和间接的买卖，前者是指转移证券所有权的买卖行为，包括现金交易和非现金交易，如互换证券；后者是指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交易，如通过证券的出借赚取利润。可以预计，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加入WTO后证券行业的多元化业务的要求，间接买卖行为将越来越多，因此，我们更应加强对间接买卖行为的防范和控制。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如果行为人在获知内幕信息后，本欲购买该公司证券却不再买入或者本打算抛出该证券却不再抛出，因此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损失，对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应如何认定呢？我们认为，该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的买卖行为。首先，内幕交易的买入或卖出是一种积极的行为方式，采取的是一种主动出击的姿态，而不买或不卖是一种消极的行为方式，其并未进入到交易领域；其次，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危害性不仅仅在于行为人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获得不正当利益或使自己避免了损失，更重要的是破坏了证券交易的正常运行秩序，甚至引起价格和交易量的异常波动。而不买或不卖的行为只是行为人自己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损失，只存在受益人即行为人本身，证券市场并未受到不良影响。最后，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对不作为方式定罪的可行度较低，因为行为人没有买入或卖出证券的积极作为，很难判断其是否利用获知的内幕信息改变了投资的主观决定，证明难度较大。因此，内幕交易罪中的“利用”仅限于积极的证券交易行为。
（2）泄露内幕信息
行为人泄露内幕信息，是指行为人将处于保密状态的内幕信息公开化，通过明示、暗示、书面或口头等方式，透露、提供给不应知悉该信息的人员，使信息受领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该行为既包括公开范围上的泄露，即将内幕信息告知不应或无权知道该信息的人员；也包括时间范围上的泄露，即在保密期届满前解密，让可以知悉或有权知悉的人员提前知悉。泄露的内容是使受领人得知可以作为证券交易依据的内幕信息的全部或主要事实，如果只是透露一点风声，不能作为受领人进行证券投资依据的，就不构成泄露行为。泄露内幕信息包括“泄密”和“再泄密”两种行为方式。其中，“泄密”是指第一类内幕人员直接将其掌握的内幕信息泄露给第二类内幕人员；“再泄密”，是指第二类内幕人员在获取内幕信息后，又将该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再泄密”行为往往在传播面广泛的内幕交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美国自1934年证监会成立以来最大的“IBM收购莲花公司内幕交易案”中，涉及的24名被告中只有一名直接来源于泄密者劳伦•卡双乐，最远的被告离劳伦相隔6层之远。之所以将泄露内幕信息作为犯罪处理，原因在于与直接买卖证券相比，虽然泄露者本人不一定有直接的证券买卖行为，但通过为他人提供内幕信息，间接地参与了证券交易，而且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对证券市场、投资者及发行人所造成的损害，往往更为严重。因为，内幕信息的知悉人员一般人数较少，财力有限，买卖证券数量不会太大；而泄露内幕信息则可能在受领人之间辗转告知，使得参与证券买卖的人数和交易量剧增，从而引起严重后果。
如前面所谈到的，非内幕人员获取内幕信息的手段包括积极地主动获知和消极地被动接受，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对于主动积极获取内幕信息的非内幕人员，负有不得利用该信息并保密的义务，泄露内幕信息按本罪处理；对于消极的内幕信息获取者，不存在着承担保密义务的问题，因而不应当认定为本罪。（8）笔者认为，不管非内幕人员是积极还是消极地获取内幕信息，其泄密行为均构成本罪。首先，从承担保密义务的责任来看，并不以行为人获取内幕信息的方式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为划分手段。不应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从获取内幕信息的那一刻起就应承担保密的义务，因为不管其获取内幕信息的途径怎样，最终的结果是得知了内幕信息的内容。其次，从泄露内幕信息引起严重后果的因果关系来看，直接原因在于行为人的泄密，如果没有行为人的泄密行为，就没有其后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最后，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来看，虽然行为人并非积极、主动地获取内幕信息，但是其在明知是内幕信息之后，而故意泄露给他人，主观恶意程度与其他泄露者并无不同。因此，行为人得知内幕信息的方式是积极或是消极与否，并影响行为人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
（3）建议他人
“建议”行为是指行为人在其获知的内幕信息的基础上建议他人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如提出交易时机、交易证券种类、交易证券的价位、交易量的大小等，他人根据其建议进行了相关证券的买入或卖出。从建议行为的行为特征来看，首先，区别于正当的证券交易咨询或推荐意见，虽然两者的行为要素都包括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的态势尤其是证券市场价格的走势进行判断、评论、对比、分析以及做出预言性的估价，但建议行为利用的是其掌握的未公开的内幕信息，而后者运用的是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其次，建议行为是一种纵使或促使他人进行相关证券交易的行为，被建议者或者根本没有交易证券的意图，或者没有交易该种证券的意图，或者在交易量和交易价格上不确定，行为人的建议起到鼓励、推动和指导的作用；最后，从建议行为导致的结果来看，是借他人之手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当然，不排除建议者自己也交易行为），扩大了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范围，对证券市场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
虽然学者们在建议的行为特征上达到了共识，但对于建议的内容是否要求将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告知被建议者，却有不同的主张。如有的学者认为，建议的内容应包括内幕信息的内容。（9）有的学者则持否定意见，认为相当一部分内幕人员为规避法律，不是将内幕信息直接告诉其亲友，而是仅仅对其亲友所进行的证券交易行为提出倾向性意见，由于行为人职务或地位的特殊性，使得行为人根本无须说明其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其亲友也是心领神会。（10）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首先，知情人员利用已知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交易证券的行为落脚点不在于是否告诉被建议人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而在于行为人确实利用了内幕信息，而被建议人也确实按照其建议进入了证券交易领域，买入或卖出该证券，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内幕交易行为。其次，从司法实践方面看，有些专业性较强的内幕信息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往往需要一个认知的过程，被建议人即使得知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一时也很难做出判断。行为人常常是直接做出如何买入或卖出的明示或暗示的建议。因此，对于此类虽然没有明确告知内幕信息具体内容，但实质却与告知信息具体内容产生的结果无异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内幕交易。
（4）短线交易
短线交易是一种推定的利用内幕信息在特定时期内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其时间限制通常规定为6个月，这是由证券市场的信息消化能力和交易规律决定的，也与短线交易追求短期投机利益的性质有关。从各国对短线交易的规定来看，其行为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构成短线交易的行为必须包括一组买进和卖出行为，即在6个月内，在两个时点上进行了两次方向相反的交易。买入和卖出两个行为缺一不可，必须同时具备。如果在法定时期内连续进行的交易方向相同，或者只有卖出或买入一个行为，均不可能构成短线交易。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证券法》第39条、第42条、第79条对短线交易主体范围和禁止期限等作了进一步规定。”是一种错误的理解。（13）我国《证券法》只有第42条才是对短线交易的规定，第39条和第79条规定的“不得买卖该种股票”是指行为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得实施卖出或买入该种股票的任一行为，即包括对单向行为在内的交易行为的限制，并非我们这里所谈的对双向行为进行限制的短线交易。其二，短线交易的对象包括常规交易和非常规交易，前者是指以现金买卖股票的交易，后者是指以股票交换、债转股或公司合并等以换发新的股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非常规交易方式将大量出现，因此需要突破将交易限于常规交易的传统观点，将交易面扩大到互换公司股票、可转换公司之债、公司合并并取得之股票、质押股票的出售等范围。许多国家和地区短线交易的对象不仅包括集中交易市场交易的上市公司的股票，还包括场外交易的公司股票，这也代表了对短线交易的一种立法趋势。其三，短线交易过去因行为人的主体不同而有所区别，现在则趋向于同一。如早期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股东获取内幕信息的能力没有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强，因此要采取不同的标准，如果行为人是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只要在实施证券交易卖出或买入行为的任何一端时具有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资格和身份，就构成短线交易行为；如果行为人是公司的大股东，则要求在实施证券交易卖出或买入行为两端都具有大股东主体身份。但目前美国通过联邦立法推翻了最高法院的解释，统一了股东和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认为他们在进行该股票的买进和卖出时获取内幕信息的机会和能力并无差异，只要在交易的一端具有该类资格和身份，就构成短线交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