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9 16:41:34 浏览: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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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保监发〔2007〕22号
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各保监局：
为健全保险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加强保险监管，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保监会制定了《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公司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对《办法》发布前已聘任的独立董事，各公司应根据《办法》关于独立董事任职条件的要求进行重新审查。符合条件的独立董事，应于《办法》发布之日起两个月内，在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报纸上进行补充公开声明，并将声明报中国保监会备案。不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解聘。
特此通知
附件：保险公司独立董事任职声明
二○○七年四月六日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董事会建设，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促进科学决策和充分监督，根据《保险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和其他保险监管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独立董事是指在所任职的保险公司不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保险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可能影响对公司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
第三条 独立董事应当诚信、勤勉、独立履行职责，切实维护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或者其他与公司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影响。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股份有限保险公司，其他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参照执行。
保险集团（控股）公司已按照本办法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其保险子公司可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任职资格
第五条 独立董事除应当符合《保险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的任职资格要求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二）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应当具备五年以上财务或者法律工作经验；
（三）担任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委员的，应当具有较强的识人用人和薪酬管理能力，具备五年以上在企事业单位或者国家机关担任领导或者管理职务的任职经历；
（四）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保险公司独立董事：
（一）近三年内在持有保险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或者保险公司前十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近亲属；
（二）近三年内在保险公司或者其实际控制的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近亲属；
（三）近一年内在为保险公司提供法律、审计、精算和管理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在与保险公司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法律、咨询、审计等机构担任合伙人、控股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
（五）中国保监会认定的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判断的人员。
第七条 独立董事不得在其他经营同类主营业务的保险公司任职，且不得同时在四家以上的企业担任独立董事。
第八条 独立董事正式任职前，除按照监管规定报中国保监会进行任职资格审查外，还应当在中国保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就其独立性发表声明，并承诺勤勉尽职，保证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独立董事在媒体上的公开声明应当报中国保监会备案。
第三章 提名、选举和免职
第九条 保险公司董事会应当有一定比例的独立董事。
二○○七年六月三十日前，各公司应当使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两名独立董事。
二○○六年年底总资产超过五十亿元保险公司，应当在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前，使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一以上。
其它公司应当在总资产超过五十亿元后一年内，使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一以上。
第十条 独立董事通过下列方式提名：
（一）单独或者联合持有保险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直接向股东大会提名，但每一股东只能提名一名独立董事；
（二）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提名；
（三）监事会提名；
（四）中国保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
第十一条 独立董事提名人应当详细了解被提名人的职业、职称、学历、专业知识、工作经历、全部兼职及其近亲属等情况，并应当就被提名人的独立性和资格出具书面意见。
保险公司在申报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审查时，应当同时提交对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
第十二条 独立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独立董事由股东提名的，对其提名的独立董事进行表决时，提名股东及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其他股东不得参与表决。
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第十三条 独立董事的任期与公司其他董事的任期相同，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但连续任期不得超过六年。
第十四条 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独立董事辞职应当向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并对任何与其辞职有关且有必要引起股东和被保险人注意的情况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说明。
保险公司应当在收到独立董事辞职报告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报告中国保监会。
第十五条 独立董事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数量低于最低要求时，在新的独立董事任职前，应当继续履行职责。公司应当在接受独立董事辞职的三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改选独立董事。
第十六条 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不得无故被免职。因独立性丧失且本人未提出辞职的，或者存在其他不适宜继续担任独立董事情形的，公司应当召开股东大会免除其职务。
第十七条 独立董事免职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至少十五天书面通知该独立董事，告知其免职理由和相应的权利。
第十八条 股东大会对独立董事的免职决议应当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独立董事在表决前有权辩解和陈述。
第十九条 公司应当在免职决议作出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免职理由、独立董事的辩解和陈述等有关情况报告中国保监会。中国保监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独立董事陈述意见，或者要求保险公司作出说明。
第四章 职责、义务和保障
第二十条 独立董事除应当具有《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董事职责外，还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认真审查：
（一）重大关联交易；
（二）董事的提名、任免以及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和解聘；
（三）董事和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四）利润分配方案；
（五）非经营计划内的投资、租赁、资产买卖、担保等重大交易事项；
（六）其他可能对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和中小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保险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或者董事会议事规则中，列明独立董事的具体职责和义务。
第二十一条 独立董事对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事项投弃权或者反对票的，或者认为发表意见存在障碍的，应当提交书面意见。
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应当存入董事会会议档案。
第二十二条 半数以上且不少于两名独立董事认为必要的，可以对公司相关事务进行调查，也可以聘请独立的中介机构提供意见。
前款规定的调查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
第二十三条 独立董事可以召开仅由独立董事参加的会议，对公司事务进行讨论。独立董事可以推举一名独立董事负责会议的召集及其他协调活动。
第二十四条 董事会决议事项可能损害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或者中小股东利益，董事会不接受独立董事意见的，半数以上且不少于两名独立董事可以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股东大会不接受独立董事意见的，独立董事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第二十五条 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
独立董事认为据以作出决策的资料不充分时，应当要求公司补充。两名以上的独立董事认为补充资料仍不充分时，可联名要求延期审议相关议题或者延期召开董事会会议，董事会应当采纳。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当提供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所必须的工作条件。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时，保险公司有关人员应当积极配合，不得干预、拒绝、阻碍或者隐瞒。
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所需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
第二十七条 董事会制定独立董事的津贴方案，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二十八条 独立董事除按照规定向监管机构报告有关情况外，应当保守保险公司商业秘密。
第五章 监督和处罚
第二十九条 独立董事应当每年向股东大会提交尽职报告。尽职报告主要包括：
（一）参加会议的情况，包括未亲自出席会议的次数及原因；
（二）发表意见的情况，包括投弃权或者反对票的情况及原因，无法发表意见的情况及原因；
（三）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状况的途径和存在的障碍；
（四）为改善公司经营管理所做的其他工作和贡献；
（五）本年度自我工作评价和对董事会及管理层工作的评价。
公司应当将独立董事的尽职报告报中国保监会备案。
第三十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独立董事的评价和考核机制。
对独立董事的评价和考核结果应当报中国保监会备案。
第三十一条 独立董事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三个月内召开会议免除其职务并选举新的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一届任期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次数达五次以上的，不得连任。
第三十二条 独立董事存在下列情形的，中国保监会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履行职责过程中接受不正当利益或者利用独立董事地位谋取私利的；
（二）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者明显损害公司、股东、被保险人合法权益，本人表决时未投反对票的；
（三）明显违反本办法有关独立董事独立性的规定，本人不主动报告的；
（四）中国保监会认定的其他违反监管规定的情形。
第三十三条 独立董事被取消任职资格或者责令撤换的，中国保监会在指定的媒体上给予公布。
第三十四条 因失职给公司、股东或者被保险人造成损失的，独立董事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任职声明
本人受聘担任保险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作如下声明：
一、本人身份符合《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规定，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对公司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情形。
二、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及其法律责任。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将保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诚信、勤勉、独立履行职责，切实维护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本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并愿承担因不实声明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
年 月 日
战时军事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田胜利
战争的存在，将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划分为战时状态和平时状态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法的制定和实施作为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当然离不开对战时和平时社会条件的研究。当前，我们对法学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平时社会条件下的军事法规和军事活动，因而，面对高技术战争的挑战，现行军事法学的研究尚不能满足军事斗争的需要，加强对战时军事法的研究，就成为法学亟待解决的课题。所谓战时军事法是指适用于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下的一种特别法律制度，它是一个国家军事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就战时军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做一些探索。
一、“战时”的界定
研究战时军事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战时”？ 所谓战时，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战争环境存在的状态，而把无战争存在的状态称之为平时。但是，法律上对战时的理解，有规范的法律含义。世界各国立法中“战时”一词的含义很广，理解也很不一样，大体说来，有广义、狭义之分。
有的国家将“战时”理解为最广义的“战时”，即只要有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事情发生，都可称之为“战时”。在这些国家中，战时分为“战时”和“视为战时”两种，前者包括内战、对外抵抗入侵之战的战争状态，后者则把处于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威胁的区域都称之为“战时状态区域”，如实行戒严、军事管制等区域。这样的国家以中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等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51条规定“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受敌人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者处置突发事件时，以战时论。”这里的战时是从广义上理解，包括战争和戒严、处置突发事件等紧急状态。我国台湾的《军事审判法》第7条规定：“本法所称战时者，谓抵抗侵略对外作战期间，镇压叛乱而宣告戒严之期间视同战时”⑴。在这里的战时同样是广义的理解。意大利的《意大利军事刑法典》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平时军事刑法典》和《战时军事刑法典》。这两部适用于不同时期的法典是在同一天颁布的，并且于同一天生效。《战时军事刑法典》中对战时的规定是：“宣战之后和战争结束之前的战争时期”以及“在非常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军事活动”⑵。它的含义是比较广的。前苏联1990年3 月14 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了战时紧急处置制度。该宪法修改补充规定，苏联总统“宣布总动员或者部分动员；在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时，宣布战时状态并把这个问题立即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为了保卫苏联及其公民的安全，宣布在个别地区实行戒严。实行戒严的程序和戒严的制度由法律规定。”“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战时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有关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同意，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并在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在尊重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总统临时管制”⑶。
有的国家只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战时，在这些国家，战时是一种独立的状态，而发生在全国或局部的通过国家行政权就可以加以控制的危险事态则称之为紧急状态。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就联邦法律而言，美国除宣战和全国紧急状态的战时规定外，还有戒严和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紧急处置制度。全国紧急状态是在遭到入侵、发生战争和在外敌支持的内部暴乱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只适用于战时的处置制度。后两种制度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况。美国的戒严制度则没有任何成文的法律规定， 而是基于公共需要而实施。实践中，戒严的使用范围较广，包括发生叛乱、暴乱、骚乱、司法程序或法律的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等。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权力，是指在发生叛乱、内乱、重大自然灾害等使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州政府无法控制局势或不得不采取应付措施的情况时，总统作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动用部队，以平息民间动乱、恢复秩序的制度。在英国，战时属于紧急状态的一部分。成文法规定的紧急状态分为战时和普通紧急状态，曾立有30部法律，其中相当一部分现已被废止，目前继续有效的主要有战时的概念、宣布程序、期限以及可采取的措施等基本问题的法律。如1920年的《紧急状态权力法》和1964年的《国内防御法》等。在英国，战时专指战争或外敌入侵的情况；而诸如阻碍食品、水、燃料或电的供应和散发，或者阻碍人口的正常流动，或者是剥夺臣民或绝大多数臣民的生活必需品时，则不属于“战时”，政府可采取普通紧急状态。法国法律中，战时是指同总统的特别权利、紧急状态和行政法上的特别局势理论相并列的一种紧急情况。它专指“对外战争、内战、武装叛乱”等时期。法律将出现的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以及水灾、地震、爆炸等重大自然灾害、公共灾难性事件称之为“紧急事态”。在这里，战时显然是作为狭义上使用的。
鉴于上述各国立法对战时释义的五花八门，笔者认为，最好还是用“战时”来形容在一国全部或局部出现的非常事态为好。其实，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名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战时指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当然，这种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或无组织的。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概念意旨在于某时某地发生了战时状态后，为了迅速恢复日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失达到最低限度，不得已采取的战时法律措施。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战时作为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战时法律措施产生的条件，没有战时的发生，战时法律措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一旦出现了某种战时状态，对抗战时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既可以用一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也可以用几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具体采用何种战时法律措施，主要取决于战时的性质和状况， 以及恢复正常的需要。 从另一方面来说，战时一旦出现， 如果不采取正当或适当的法律措施，那么， 就可能造成战时发生地域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基本的安全保障， 社会既有的组织系统之运行就会全面瘫痪。因此， 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者紧密联系。
二、战时的构成、宣布与期限
1、战时的构成要件
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其产生、存在和终止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是盲目的。 在任何一个由法律规则所控制的社会中，战时的产生要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但并不是说，只要有危险的非法社会秩序的存在就可称之为战时。一般而言，构成现代民主法制国家所规定的战时，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构成要件：战时事实的存在；危险迫在眉睫；战时法律措施之必须；合法程序的确认与合法程序的宣布。
战时事实的存在，即社会正常秩序或者说社会内部和社会关系之间出现混乱，国家机关之管理体制失灵，人民之生命财产处于危险的威胁中。战时事实包括两种基本事实：一是战时诱因的存在，不论是来自刑事犯罪行为，还是处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二是由于战时的诱因出现，致使正常社会关系之运作机制遭受破坏，人民财产等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战时事实的存在是战时赖以存在和成立的客观要件，是战时的前提条件，没有战时事实的存在，就不可能确认战时。
战时作为一种非法的社会秩序必须具有危险性，没有危险性的非法社会秩序也不能称之为战时。当然，这种危险性的确认取决于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或受到威胁之程度，也取决于正常的宪法和法律对其控制和恢复的力量。危险应该是现实的、迫在眉睫的， 而不是存在于战时宣布者的主观想象中的什么危险情况。这里的迫在眉睫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危险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战时状态确实出现；二是危险之露端倪，按照其发展之势头，必然会形成危险之事态。
法律上所指的战时，必须是经过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未经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可能具有客观性， 也可能不具有客观性。因为战时及其危险程度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认识， 因此，个体、集体成员以及全社会都可成为评价、判断战时及其危险程度者。但只有依照法律上所规定的权威机关之权威判断和确认， 才能准确识别战时之法律性质。当然，这种权威机关必须是经过法律明确授权的， 而不是随便哪个国家机关都可以担任这一角色。
法律上的战时必须经合法程序宣布才能产生，未经宣布的战时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 对于在宣布之前已经存在的战争事实和战争危险，法律上规定有溯及力的，战时之效力涉及此阶段。 战时之宣布，因为会直接关系到人民财产之安全和个别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由有权机关和个人依照法律程序宣布，而不应该随意发布。无权发布战时命令的机关和个人之宣布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法律后果由其自负。
2、战时的确认
战时的确认，是指战争事实和危险出现后，为了迅速消除紧急危险情况，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 使人民之生命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期限查清和认定战争事实和危险存在之状况，并对其危险度作出分析和需要采取战时法律措施来消除战时的识别判断。战时一经合法程序确认后就发生法律效力，具有权威性和对战时的拘束力。战时的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基础。
战时往往因为其危险度高，涉及面广，甚至威胁到一国宪政统治的基础，因此，对战时的确认须十分谨慎。为了避免确认战时的错误，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紧张局面，我们认为，战时的确认应以请求为基础。当然，实行战时的请求也不是随意的，必须有专门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战时的确认者也就是决定或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和行政机关。但是行政机关通常确认的战时并不都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确认，其确认力可以被立法机关或国家元首所否决。如《委内瑞拉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宣布处于战时或者如果限制或者停止保证，所适用的声明应当在部长会议中加以决定，并且在公布后的10天之内提请两个议院的联席会考虑。”有的国家规定的则是行政机关自主性的决定，如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此外，军事机构也是批准和确认战时的权力机构之一。尤其在情况严重、危险度高的战争出现之时，军事指挥机构则成了确认战时的有无、范围大小、程度之轻重的权威机构。如伊拉克规定，革命指挥委员会有权决定总动员或部分动员，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
战时往往突如其来，当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出现了一种危险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以后， 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当时并不一定在工作，故对战时的确认可能是滞后的， 也可能是失时的。在某些情况下，当公共危险迫在眉睫，其势态必然发生，还可以提前确认，以有效控制社会秩序，消除危险局势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战时的确认方式可以包括三种形式：事先预告、事中确认、事后追认。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其发生往往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为了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法律应该重视对即将到来的、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来消除其危害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之战时可以事先作出预告。事中确认是指战时一旦发生，便及时地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确认，这样，就能有效地采取各种对抗措施，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战时发生时，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不在工作时，可由其它国家机关或个人代为确认，但其确认效力事后必须得到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认可，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还可依法变更或撤销非法或不合理的战时的确认，但被否决的战时的确认在被否决之前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一般不予否决。
战时确认作为一种紧急法律行为，一经作出，便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其拘束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战时宣告的确定力。一旦战时经合法程序由法定国家机关或个人确认或批准，就可以基于对战时的确认进行宣告。战时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前提条件，只有经过确认的战时才能予以宣告。同样，战时确认后，又必须经过战时宣告表达出来，才能发挥其法律效力。当然，战时宣告有时并不是建立在最终确认或最终批准的基础之上，这时，战时的宣告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最终将被有权终决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否决。二是对宪法规范的否定力。战时一经确认后便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战时期间战时权行使的特殊性，就产生了战时权同一国宪法的关系问题。各国立法实践有三种情况：对宪法的全部否定、对宪法的基本否定和对宪法条文的部分否定。三是对法律、法规的否定力。战时发生后，为了对抗战时，必须中止普通法律、法规的效力，而只依战时法。一般来说，战时的确认一般都导致普通法立法失效，当然也有个别国家法律中规定战时法未涉及的内容与之相关的法律可并行生效。战时的确认对法律、法规之否定力通常都是完全否定，此种完全否定包含了两层意思，即普通法律、法规完全失效，待战时终止后方能恢复效力；与战时法和战时权力相冲突的普通法律、法规无效。
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发生战时，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更为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战时状态发生后，应该赶快予以确认，并采取有效对策。但是，由于战时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对战时的确认必须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没有权威性，就可能人云亦云；缺乏准确性，不必要地宣布了战时，同样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给社会带来混乱，所以，对于战时的确认可以变更。战时的变更一般都由最终有权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确定。被变更的战时往往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无权确认战时的机关或个人的战时确认力应变更；二是确认战时程序不合法，应改变，按合法程序重新予以确认；三是战时确认超过宪法所规定的职权，与该国宪政精神相违背；四是对战时危险事态估价错误，重的定为轻的，轻的定为重的；此地定为彼地，彼地定为此地；全局定为局部，局部定为全局等。
战时的确认一旦需要变更，即可由有权变更的国家机关和个人予以变更，对于那些战时的确认不适当的，范围过宽过窄的，予以变更，使其适当；对于那些违法的确认，予以撤销。
3、战时的期限、延长与终止
战时一般持续时间都不会太长，即使是最危险的战事，通常也就只有几年时间。当发生了危险事态后，国家有权机关或个人依据战时法的规定，行使战时权，采取对抗措施，以图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然，宣布实行战时必然会给人民的自由权利带来各种限制，这种限制跟现代民主宪政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故国家在立法中对战时生效的期限作了严格限制，以图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规定战时期限起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要求：一是战时生效期实质上是对国家战时权的限制，是为防止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战时权，肆意破坏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一种法律保障。二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是为了更好的采取战时法律措施，便于国家有权机关在实施战时期间有效的采取各种战时法律措施，迅速排除各种危险情势，恢复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三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果没有一定的期限限制，那么，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可能长时间处于危险情势之中，社会秩序也会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四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反映了战时发生的客观性特点。法律上确认的战时必须随客观存在的战时的危险事态而变，客观危险事态已经消除，那么，战时就应解除或终止。五是规定战时生效条件也是战时军事法原则的要求。法律上规定的战时不可能不遵循一定的程序或时限，没有期限限制的战时就不是法律上的战时，而只能是专制或随意性的独断。
战时确认并宣布后，一般都有一定期限的限制。这本身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但由于战时情况复杂，种类较多，故战时宣布后在生效的期限内往往不能完全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个别时期甚至会出现危险情势加重的局面，因此可以依据一定法律程序适当延长战时生效期限，直到完全彻底消除战时危险事态为止。一般来说有关战时延长的法律应包括以下内容：规定战时延长的确认者，战时延长的确认者应与原先的宣布者相一致。战时延长的确认程序，战时的延长只能由有权提出战时延长的申请者向有权批准延长战时的机关或个人提出延长战时的请求、必须有明确无误和充足的理由和严格的批准确认程序及次数要求。
战时的终止，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正常秩序基本恢复。由于战时的产生是依法确认和宣布的，因此，其终止也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律要求。从法律的角度看，战时的自然终止并不代表法律上战时的终止。只有出现法律上所确认的战时终止原因或条件时，战时才能宣布终止。这些原因或条件首先是战时危险局势的完全消灭。战时是对战时危险局势的法律确认，是对战时法律事实的认定。如果战时法律事实已不存在，那么，战时确定的法律效力也应终止。战时期限届满也可能导致战时的结束。如前所述，战时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期限届满，无论是否存在着客观的战时危险状态，只要战时期限未予以合法的延长，那么，战时便宣布终止。法国宪法规定，戒严令确定实施戒严的市、区或省，确定戒严的期限，期限届满时，如果没有新的法律延长戒严令的效力，戒严令自动解除。宣布战时的法律被撤销也是导致战时终止的一个原因，由于战时是基于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确认而生效的，故当有权国家机关撤销战时的宣布，从宣布之日起，战时便告终止。这里的撤销并不是指战时期限届满的撤销，而是指战时确认被提前撤销，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战时的确认缺少合法性或合理性。
战时终止的程序同确认程序一样，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一般来说，战时终止的程序也包括结束战时的请求、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终止战时的宣告和终止战时的法律效力。通常有权提出战时终止的请求者也是有权提出战时确认的请求者；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同批准战时确认的请求，其批准者和确认程序都是相同的，都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有权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确认战时终止的请求。而战时除了要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批准之外，还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程序由有权宣布终止战时者宣告结束战时。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一经宣告终止，就意味着战时在法律上的取消和宪法及法律正常秩序的恢复。
战时终止的方式，主要是指结束战时的措施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为自然性，又表现为法律性。战时终止的方式种类很多，一般随危险诱发原因的不同和危险程度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战争终止的方式有停战、签约、投降和和平等，其他“视为战时”的状态终止的方式包括解严、取消军事管制、停止战时权、终止战时军事法效力等。
三、战时军事法的意义和性质
1、战时军事法的产生和意义
研究战时军事法，我们不得不涉及战争。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己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这种暴力是没有限度的，为了使敌人无力抵抗，必须最大限度的使用力量⑷。因而，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战争本身潜藏着对人类生存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从法的角度来看，战争一定程度上与法律相悖离，它使所有限制战争行动自由的日常法律规则归于无效。早在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就提出“紧迫时无法律”⑸的著名论断。但是战争又绝不可能超越法律之外。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暴力对抗形式，蕴含着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最富有技巧的一种法律控制行为。人们为了进行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掌握和运用战争中的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律行为，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费希特和黑格尔认为，武力创造法律⑹。可见，战争与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战争破坏法律的实施，如破坏平时的法律制度，它可能会使宪法全部或部分权利受到合法的限制。同时，战争必须遵守与战争相关的法律，如战时法、军事法、战争法，等等。没有这些法律的保障，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甚至还要受到战争法的制裁。自古以来，无数次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国内战争法，如紧急状态法、动员法、战时军事行政法、战时军事刑法、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
所以，战争的存在不仅改变了法律适用的社会条件，而且产生了适合战争需要的战时军事法法。由于平时军事法所规定的法律制度，在战时条件下遇到了许多特殊情况，受到战争环境的限制，不仅操作起来有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满足打击战时违法行为，保证战争胜利、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针对这种情况，法治国家出于对司法权力的尊重和战时人权的保障，在平时军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战时军事法。
由于战争都带有一定的突发性和相当的破坏性，在战争状态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的宪法秩序出现混乱，国家管理机关的权力无法行使，因此，只能由军事行动来对抗此种状态。从法律上讲，战时破坏了宪法原则和普通法实施的环境和条件，因而导致了宪法原则的效力和普通法效力的阻却。在此状态下，必须用适应特殊情况的特别法代替。国家如果不预先制定出相应的特别法规范，不对战争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作出调整，一旦战争爆发，人们就将手足无措，社会可能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之中。即使是国家和军队能根据需要及时制定出一定的特别法规范，也往往会由于缺乏理性的慎密思考和论证而带有过大的偏差和失误。甚至会由于某些决策者的随意而使国家和社会陷入极端恐慌和混乱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障。前苏联法学家列夫·西姆金曾说过：“如果缺乏明确的关于调整战时的法律规定，往往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他举例说：“在第比利斯实行的宵禁是在宵禁实施之前几分钟发布的，这样很快就造成了一些人员的伤亡”⑺。战时，国家和军队必须用比平常更为快捷和严厉的手段，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以保证战争的胜利，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战时军事法是不可缺乏的。
除了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外，其他如反叛、内乱等导致国家混乱或面临严重自然危险时，国家可能会宣布实施军事管制，由军队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强行统一人们的行为，消除内乱和危险，恢复国家的宪法秩序。此时，对于严重违反军事管制，构成犯罪的行为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国家军事利益的犯罪行为，均可按战时军事法的规定予以追究，以维护军事管制的强制性、权威性。
2、战时军事法的性质
战时军事法是基于战时而产生的。没有战时的出现，战时军事法也就无存在的不要。战时军事法是对付战时的，也就是说，战时军事法是在迫在眉睫、具有一定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出现后，为了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因战时而造成的损失，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所采取的各种对付战时的应急措施。战时军事法由一系列对抗应急措施组成，如总动员、局部动员、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的性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一是宣布战时的原因。战时的宣布大体基于两种原因：一类是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包括来自外部敌人的入侵、严重的内乱和扰乱社会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的骚乱；另一类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可抗力的原因，如地震、台风、洪水等。在有些国家，还可以因经济危机和国家政党管理活动陷于瘫痪而宣布战时。一般来说，引起战时的原因不同，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也有所区别。通常对因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战时，采用戒严、军事管制、中止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尤其是以限制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等措施来对抗。对于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规模不可抗力因素而造成的战时，采取同犯罪行为相类似的对抗措施。对于因战争和国家因遭受入侵而引起的战时，立法上都规定了最为严厉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全国总动员或部分地区的动员、军事管制、戒严，在事态之前宣布战时和无限期延长战时直至战争结束。如我国宪法第8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笔者以为，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出现，就会给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因此，在战时出现后，应该采取及时有效的对抗措施，以期迅速消除危险。所谓及时，也就是说，当战时一出现或者有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危险即将发生，就应立即采取对抗措施，将危险事态消灭在萌芽之中或尽可能消除战时危险局势。所谓有效，是指战时军事法措施必须能够消除危险事态，所以，战时军事法措施应该对症下药，尽量减少给人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一般而言，由于犯罪行为尤其内乱、战争引起的战时，因为这种事态直接威胁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所以，为了迅速消除危险事态，就必须采取动用武装力量和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为主的一些战时军事法措施；而对于由自然灾害或大规模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则应该采取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经济权利为主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反对哄抬物价、打击投机倒把、控制基本生活物资等。
二是战时危险度。战时的危险度也是决定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通常，战时危险度越大，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手段就越严厉；战时危险度越小，就可采取一般战时军事法措施加以处置。一般而言，战时危险度同战时的起因也是密切相关的，因外敌入侵和集体大规模犯罪行为造成的战时，其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威胁的危险度就大；而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危险度较小。当然，这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战时危险度其大小也不是绝对的，不同的起因往往对社会秩序某一方面威胁大，而对另一方面威胁就小。但是，当引起的战时危险度超过一定限度时，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会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带来极大的损失。
从立法和实施战时的实践来看，对于危险比较大的战时，一般都采取战争动员、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措施。这些战时军事法措施的严厉性比一般战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要强。
三是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采取者。一旦发生战时，根据法律规定，往往有权采取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有许多行为者，而且这些行为者由于其权限不同，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方式、影响力就不一样。在许多国家法律中都规定，军事机关战时措施的法律效力最强。换句话说，当战时危险局势极其严重，依靠正常的国家机器已不能有效地恢复社会秩序，消除战时，而需要军事力量介入时，那么，军事权在战时期间具有排它力，这种排它力具有以下几重含义：军事权优先，或者以军事对抗措施为主来消除危险事态；军事对抗措施可否定普通对抗措施；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受一定法律规定的限制；战时消失后，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应该与其同时取消。
四、战时军事法的基本特征
１、在适用条件上，战时军事法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等部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等部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的通知
国办发〔2011〕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土资源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加快实现找矿突破，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的重大举措，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遵循地质工作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全面推行“公益先行、商业跟进、基金衔接、整装勘查、快速突破”地质找矿新机制，着力打造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投资制度平台，立足国内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在工作部署上，要兼顾矿产资源分布规律和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以找矿突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整装勘查区和省级重点勘查区的选区，要重点突出能源、国家紧缺资源和新兴材料资源；要统筹安排中央、地方各类财政专项、地质勘查基金，完善体制机制，加快引进社会资金开展矿产勘查；要以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契机，推进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和国有地勘单位改革发展，充分调动广大地勘单位地质找矿积极性；要发挥科研单位、院校的科技支撑作用，以科技进步推进找矿突破，提升勘查开发利用水平。要力争用8-10年时间，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资源保障和产业支撑。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组织领导，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协调机制，周密安排部署，层层落实责任，精心组织实施。国土资源部要组织专门工作力量，加强对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工作的管理、评估和考核，强化督促检查，确保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任务的全面实现。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
国土资源部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财政部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我国矿产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对石油、天然气、铀、铁、铜、钾盐等重要矿产资源的需求呈刚性上升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矿产资源供给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前，国际矿产资源市场竞争激烈，依靠国际市场的难度加大。加快找矿突破、立足国内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我国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石油、天然气、煤、铀等能源矿产有较大找矿潜力，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潜力很大。近年来，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有所提高，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地质找矿新机制探索初见成效，以社会资金为主的矿产勘查投入连年大幅增长，地质找矿多元化投入的格局基本形成，实现找矿重大突破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地质找矿战略工程，加大勘查力度，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资源的战略接续区。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据此，国土资源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以石油、天然气、铀、铁、铜、铝、钾盐等重要矿产为重点，开展主要含油气盆地、重点成矿区带地质找矿工作，力争用8-10年的时间新建一批矿产勘查开发基地，重塑全国矿产勘查开发格局，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的有效途径，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遵循地质工作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全面推行地质找矿新机制，着力打造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投资制度平台，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矿产勘查开发，立足国内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二）基本原则。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依据资源禀赋条件，合理规划矿产勘查开发布局，促进整装勘查和规模开发，引导矿产资源产业集群发展。
突出重点、拓宽领域。以能源、国家紧缺资源、新兴材料资源的找矿突破为重点，兼顾优势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储备与保护。
市场导向、合力推进。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加大投入，形成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共同推进找矿突破的有利局面。
坚持改革、创新制度。加快地质找矿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破解制约找矿突破的体制机制障碍。
科技支撑、协同攻关。充分依靠科研院所、高校的科技力量，加强成矿规律和找矿技术方法研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水平。
依法实施、加强监管。完善矿产勘查开发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建立健全高效协调的矿产勘查开发监管体系。
（三）总体目标。
用8-10年时间，实现主要含油气盆地、重要矿产资源整装勘查区、老矿山深部和外围的找矿突破，以及重点成矿区带找矿远景区的找矿发现，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产业布局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矿产资源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向海域拓展，推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进矿产勘查开发体制机制改革，促进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和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和产业支撑。
（四）阶段目标。
用3年时间，实现地质找矿重大进展。完成整装勘查区的基础地质调查。完成重点成矿区带内的重要找矿远景区1:5万区域地质调查、航空地球物理调查、地球化学调查、遥感地质调查和矿产远景调查工作量的75%。完成重点地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评价。新发现10-20个油气资源有利目标区和300处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大中型矿产地，初步形成5-8处大型资源勘查开发基地。建立40个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初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矿业权市场，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
用5年时间，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基本完成重点成矿区带内的重要找矿远景区1:5万区域地质调查、航空地球物理调查、地球化学调查和矿产远景调查。锁定重点地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富集区并优选目标进行试采。形成3-7个油气资源勘探接续区和10个以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大型勘查开发基地。基本查清我国大宗、紧缺和优势矿产的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状况，完成所有大中型矿山综合开发的技术经济评价和潜力评估。建立60个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基地。能源及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回收率与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较2010年提高3%-5%。建成全国统一高效的矿业权市场，基本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矿产资源管理体系。
用8-10年时间，重塑矿产勘查开发格局。累计新增一批重要矿产资源储量，新打造一批矿产资源基地，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提高矿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矿产资源利用结构形成“油气并举”、“大宗紧缺矿产和新兴材料资源并举”、“开源节流并举”格局，新矿物材料资源勘查开发取得显著成果，能源及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回收率与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较2010年提高5%以上，实现15%以上的难利用矿产转化为可利用资源。勘查开发形成“陆海并重”、“东西并重”空间布局，深化陆域矿产资源勘查并取得新突破，海洋矿产资源勘查取得新发现，促进矿产资源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扭转大宗矿产产地与消费区分割的局面，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初步完成以矿业权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推进以总量控制、双向调节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重塑矿政管理格局。
二、主要任务
（一）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
1.基础地质调查。
加快推进重点成矿区带基础地质调查和综合研究工作，重点开展1:5万区域地质调查、航空磁法测量和地球化学调查，开展1:25万航空地球物理调查、区域重力调查、地球化学调查和区域地质调查，深化对重点成矿区带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规律认识，发现新的物化探异常、矿（化）点和矿化线索，圈定新的找矿远景区，更新一批国家基础地质图件，为全面推进矿产勘查奠定基础。
2.油气资源调查。
以天山—兴蒙—吉黑构造带、中上扬子海相盆地、青藏高原及重点海域为主，开展油气新区、新层系、新领域和新类型的基础地质与战略选区调查，加强区域油气地质综合研究与编图工作，着力解决制约我国油气勘查的关键油气地质问题。发现并圈定新的含油气盆地，优选油气远景区，评价油气有利目标区，查明油气资源潜力和勘探开发前景，开拓油气资源新区、新领域，实现油气新发现和重大突破。引导油气企业加强新区、新领域油气勘探开发，形成新的接续区，增强我国油气资源可持续供给能力。
开展煤层气、页岩气、油页岩、油砂、壳幔源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地质调查与研究，圈定勘探开发远景区并评价开发利用前景，选择有利目标区开展重点勘查示范，促进我国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开拓能源新领域，实现能源多元供给。
开展海域、陆域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圈定有利区块，评价资源潜力。优选试采目标，实施冻土区和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研发天然气水合物勘采技术和装备，筹建实验基地。
3.矿产远景调查。
加快推进重点成矿区带的矿产远景调查，选择重要找矿远景区，分阶段部署矿产远景调查。加大异常查证和矿（化）点检查力度，力争实现重要新发现，圈定新的找矿靶区，提交可供普查的矿产地，为后续矿产勘查奠定基础。开展全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调查和主要城市浅层地温能潜力调查，重点开展青藏铁路沿线高温地热和重点地区中低温地热及干热岩资源潜力调查，并开展综合利用示范。
专栏：19个重点成矿区带及其主要找矿远景区
序号
重点成矿区带
找矿远景区
1
阿尔泰成矿带
（新疆）
蒙库－诺尔特（铁铅锌铜）、卡拉先格尔（铜镍铁）、包古图（铜金）等
2
天山－北山成矿带
（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
内蒙古北山雅干－乌力吉（多金属），甘肃北山营毛沱－玉石山（铁铜），宁夏贺兰山北段（铜金）、宁南（多金属），新疆阿吾拉勒（铁铜金）、琼河坝（铜铁金）、土屋－笔架山（铜钼）、景峡－银帮山（铜多金属）、乌拉根－霍什布拉克（铅锌）等
3
大兴安岭成矿带
（内蒙古、黑龙江）
内蒙古莫尔道嘎（铜钼多金属）、得尔布干南段（多金属）、甘河－乌尔其汗（多金属）、吉峰－西陵梯（铅锌金银）、阿尔山－博克图（锡多金属）、西乌旗－霍林郭勒（铅锌多金属）、查干哈达庙－芒和特（铜钼多金属）、白乃庙－别鲁乌图（铜钼多金属）、阿巴嘎旗－西乌旗（多金属）、查干敖包庙－吉尔嘎朗图（铜钼多金属）、奥尤特－朝不愣（铁铜铅锌多金属）、温都尔庙－白音敖包（铁），黑龙江多宝山（铜）、呼中－塔源（铜金）等
4
祁连成矿带
（甘肃、青海）
甘肃北祁连西段塔儿沟－小柳沟（钨钼铁铜）、祁连东段（铜、稀土）、小沙龙－大沙龙（多金属），青海祁连－天峻（铜多金属）、冷湖－大柴旦（钾锂硼）等
5
西昆仑成矿带
（新疆）
塔什库尔干（铁铅锌铜）等
6
东昆仑成矿带
（青海）
景忍－野马泉（铁多金属）、格尔木－曲麻莱（金）、都兰－兴海（铜）、同仁－泽库（铜）、阿尔金北缘（铁多金属）、祁漫塔格（铁多金属）等
7
秦岭成矿带
（四川、陕西、甘肃）
四川诺尔盖（铀金），陕西宁强－镇巴（铅锌）、凤县－太白（铅锌金铜锑）、山阳－柞水（铅锌铜铁银），陕西勉略宁－甘肃文县（铜铅锌金），甘肃夏河－合作（金铜铁）、玛曲西南部（金铅锌）、迭部－武都－礼县（铅锌金银铜）、两当县北部（铅锌银金）等
8
辽东吉南成矿带
（辽宁、吉林）
辽宁岫岩－宽甸（金铜铅锌硼），吉林柳河－辉南（铜金铁铅锌）等
9
晋冀成矿区
（河北、山西、山东、河南）
河北隆化－滦平（铁）、邯郸－邢台（铁）、冀东（铁金）、凤山－北岔沟门（银铅锌钼），河北大海陀－王安镇－山西灵丘（铜钼铅锌），山西雁门－灵丘（铁）、中条山（铜），山东沂源－沂水（铁），河南安阳－林州（铁）等
10
豫西成矿区
（河南、陕西）
河南陕县－新安（铝）、偃师－巩义－荥阳（铝）、鲁山－宝丰（铝）、商丘－永城（铁）、许昌（铁）、鲁山－新蔡（铁）、栾川（钼金银铅锌铁）、木桐（钼金银铅锌铁）、湍源（银金铅锌）、下汤－神林（铅锌钼）、桐柏（金银铜铁）、济源（铝铜多金属），河南－陕西小秦岭（金银铅锌钼）等
11
班公湖－怒江成矿带
（西藏）
足那－恒星错（铜铅锌）、丁钦弄－仁达（铜铅锌铁）、玉龙－马拉松多（铜钼）、颠达（铅锌）、各贡弄－吉错（铜铅锌金）、赵发涌－国从格（铅锌）、拉诺玛－错纳（铅锌）、索达（铅锌）、扎格拉（金）、八宿（铜铅锌）、多隆（铜金）、窝肉－嘎尔穷（铜金）、材玛（铁）、羌多（铜铅锌铁）、小唐古拉（锑）、舍索－班戈（铜铅锌铁）、东恰错（铜铅锌铁）、木乃（铜铁）、碾廷－当曲（铁铜）、哈尔麦（铅锌）等
12
冈底斯成矿带
（西藏）
玛旁雍错（金铬）、在下根（铜）、马攸木（金铬）、隆格尔（铁铅锌）、色布塔（铜金）、尼雄（铁）、打加错（铜铅锌）、朱诺（铜铅锌）、梅巴切勤－查藏错（铅锌银）、恰功－则学（铅锌银）、则莫多拉－雄村（铜金）、吉如－拉亚（铜钼）、扎西康（锑铅锌）、仁布（铬）、厅宫－冲江（铜钼）、浪卡子（金）、正松多－达布（铜钼）、江翁松多（铅锌铜）、勒青拉－新嘎果（铅锌铁）、驱龙－甲玛（铜钼）、劣布－程巴（铜钼金）、措美－哲古（金锑）、拉屋－尤卡朗（铅锌）、蒙亚阿－龙马拉（铅锌）、帮浦－米拉山（铅锌）、罗布莎（铬金）、查拉普－邦布（金）、萨拉岗－彭岗（金锑）、昂张（铅锌银）、亚贵拉－洞中拉（铅锌银）、得明顶－汤不拉（铜钼）等
13
西南三江成矿带
（四川、云南、青海）
四川白玉赠科－理塘虐颜（铅锌）、木里松机庚－金山（金铜），云南德钦红坡牛场（铜铅锌）、中甸（铜钼金）、维西－兰坪（铜铅锌）、腾冲－盈江（锡铅锌）、保山－镇康（铅锌）、澜沧江（铜铅锌），青海沱沱河（铅锌）、纳日贡玛－下拉秀（铜钼）、然者涌－莫海拉亨（铅锌）等
14
川滇黔成矿带
（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四川马尔康（金铁锰铅锌、稀有金属），川南－滇东北－黔西北（铅锌）、四川盐源－云南丽江（金铜铁铅锌）、扬子地台西缘（铜铁金），重庆城口（钡锰），渝东南－黔中南（锰铝铅锌），黔东南（金锑钨锡铜），滇东南（钨锡铅锌银）等
15
湘西鄂西成矿带
（湖北、湖南、贵州、四川、陕西）
湖北神农架－黄陵（铅锌多金属），湖南沅陵－怀化（铅锌铁锰），湖南龙山－湖北鹤峰（铅锌铁），湖南张家界－贵州铜仁（铅锌锰），湖北－四川－陕西大巴山（铅锌）等
16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江苏、安徽、江西、湖北）
江苏宁镇（铁铜），安徽庐江－枞阳（铁铜）、铜陵（铜金）、繁昌（铁铜）、马鞍山－芜湖（铁）、无为－和县（铁铜金）、安庆－怀宁（铁铜金）、贵池－青阳（铜金）、望江（铁铜金），安徽天长－江苏六合（铁铜），江西九江－瑞昌（铜）、湖口－彭泽（铜金），湖北小池口（铜钼金）、鄂东南（铁铜）、幕阜山（钨钼金）等
17
钦杭成矿带
（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
浙江结蒙－杨林（铅锌铜金银锑）、罗店－平水（铁铜金）、德清－湖州（金银），安徽祁门－休宁（金钨钼）、青阳－旌德－绩溪－宁国（钨钼锡），江西村前－兴源冲（铜金）、东乡－赋春（铜铅锌金银钨）、莲花－新余（铁钨锡铜铌钽），湖南幕阜山－望湘（金钨铅锌）、浏阳－板杉铺（金铜铅锌）、衡阳盆地周缘（铅锌）、锡田－彭公庙（钨锡）、铜山岭－九嶷山（钨锡），广东信宜－廉江（锡金）、云浮－新洲（金银铅锌），花山－姑婆山－连山（钨锡铅锌），广西博白－岑溪（铜铅锌银）、大明山（钨铜金），广西大瑶山－广东怀集（铜铅锌金钼）等
18
南岭成矿带
（江西、湖南、广东、广西）
江西崇义－大余－上犹（钨锡）、赣县－于都（铜钨）、龙南足洞－信封（稀土）、龙南－全南－定南（钨多金属），湖南阳明山－上堡（钨锡多金属）、骑田岭－千里山（钨锡铅锌多金属）、万洋山－诸广山（钨锡多金属），广东花山－连阳（钨锡铅锌）、始兴（钨多金属）、乐昌－翁源（钨锡多金属），广西南丹－河池（锡铅锌）、三江－融安（锡铜铅锌）、越城岭（钨锡多金属）、关帝庙－大义山（钨锡多金属）等
19
武夷成矿带
（浙江、福建、江西、广东）
浙江龙泉－高亭（钼铅锌金银）、庆元－景宁（铅锌钼金银），福建浦城管查－上厂（铜多金属）、建阳井后－建瓯上房（钼钨）、建瓯八外洋－南平后坪（铜）、德化双旗山（金铜）、大田汤泉－漳平北坑场（铁钼）、德化阳山－漳平洛阳（铁）、上杭太山头－永定山口（铜），福建泰宁－江西广昌（铜钼金），江西虎圩－船坑（铜金铅锌）、临川茅排－宜黄（金银铁硫）、会昌－寻乌（锡铜），广东大柘－弄坑（金银铅锌硫铁）、丰顺留隍（铅锌银）等
4.地质科技攻关。
加强基础地质业务建设，完善重点成矿区带成矿理论和矿床模型。针对覆盖区地质调查、特殊景观区和深部找矿的需求，加强地球物理勘查、野外便携式测试和钻探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探讨有效的勘查技术方法组合，加强航空、航天高光谱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研发应用，完善矿产勘查和野外地质调查数据采集系统，提高勘查速度与质量。
（二）重要矿产勘查。
1.油气资源勘查。
按照“深化东（中）部、发展西部、加快海域”的方针，重点加强主要含油气盆地的地质勘查，进一步深化成熟勘探区块的精细勘探，加强老油气区的新领域深度挖潜。东（中）部地区油气勘探的重点为松辽和渤海湾等油气盆地，石油勘探的主要领域为新近系、深层、古潜山、滩海，主要目标为构造—岩性和地层—岩性圈闭；天然气勘探的主要目标为构造圈闭，兼顾构造—岩性圈闭。西部地区油气勘探的重点是鄂尔多斯、四川、塔里木、准噶尔、柴达木等油气盆地，主要领域为叠合盆地的前陆和克拉通古隆起，主要目标为大中型的构造和地层—岩性圈闭；同时加强羌塘盆地等新区油气勘探。海域油气勘探以寻找新的大中型油气田为目标，勘探重点为渤海海域、珠江口盆地北部和北部湾盆地等。
加快推进以页岩气、煤层气为重点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加强重点盆地煤层气勘探和煤矿区煤层气（瓦斯）抽放利用。加大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陕西、山西等地区的页岩气远景区勘查力度，实现页岩气勘查开发突破，推动页岩气、煤层气产业发展。
2.重要固体矿产勘查。
优选有望形成大型—特大型后备资源基地的矿集区，统筹调动企业、地勘单位的资金与技术力量，加大勘查投入、加快勘查进度，实施整装勘查，尽快实现找矿重大突破，增加重要矿产资源储量，形成大型矿产资源基地，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围绕铀、铁、铜、铝、钾盐、铅、锌、金等重点矿种，首批优选47个国家重点勘查区进行整装勘查，动态评估其他重点勘查区工作进展，滚动调整整装勘查区名录，10年共部署约100个整装勘查区。同时，兼顾锰、镍、铬、银、煤炭、钨、锡、钼、锑、稀土以及金刚石、高纯石英、石墨等矿产勘查。
铀矿：以地浸砂岩型铀矿为主，兼顾花岗岩型、火山岩型和碳硅泥岩型铀矿，重点开展天山、准噶尔、祁连—秦岭、华北陆块、华南等铀成矿区的勘查工作，以伊犁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二连盆地、松辽盆地和南岭等为主攻地区，评价并最终形成大型铀矿资源基地。
铁矿：以“鞍山式”沉积变质型铁矿为主，兼顾矽卡岩（接触交代）型、火山岩型、“攀枝花式”钒钛磁铁矿等。围绕辽东吉南、晋冀、川滇黔、豫西、长江中下游等重点成矿区带，在加大航磁异常查证力度的基础上，加强隐伏矿和深部矿勘查，稳定和扩大产能。同时，围绕天山—北山、西昆仑、冈底斯等重点成矿区带加强新区找矿，形成新的矿产资源基地。
铜矿：以斑岩型铜矿为主，兼顾喷流沉积型、矽卡岩型。西部地区以冈底斯、班公湖—怒江、西南三江、东昆仑、西昆仑、天山—北山等重点成矿区带为重点，加快找矿突破，形成新的资源基地。中、东部地区围绕长江中下游、钦杭、大兴安岭等重点成矿区带开展深部找矿，稳定和扩大产能。
铝土矿：以沉积型铝土矿和堆积型一水铝土矿为主。重点在山西、河南、广西、贵州、重庆等省（区、市）的资源分布区开展勘查。
钾盐：以海相（海陆交互相）沉积型和地下卤水型钾盐矿为主，兼顾现代内陆盐湖型。重点在柴达木盆地西部、罗布泊盆地南部、塔里木盆地、滇西南兰坪—思茅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西部以及藏北盐湖区、羌塘盆地等地区开展勘查。
铅锌矿：以密西西比河谷型和喷流—沉积型等层控型铅锌矿为主，兼顾其他类型。重点在冈底斯、天山、柴达木周缘、川滇黔相邻区、滇西、湘西—鄂西、豫西、西秦岭等地区开展勘查。
金矿：以构造蚀变岩型、石英脉型金矿为主。重点在晋冀、秦岭、阿尔泰、西南三江、东昆仑、大兴安岭等重点成矿区带勘查。同时，在胶东、小秦岭等金资源富集区加强深部找矿，其他地区加强新区找矿。
战略新兴产业所需矿产：以资源相对富集的内蒙古、江西、四川、新疆、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云南等省（区）为重点，开展稀土以及稀有、稀散矿产资源战略调查，争取发现新的独立矿床；在已发现稀土以及稀有、稀散矿产资源的成矿区带开展必要勘查以进行资源储备。在青藏高原富锂特种盐湖区，重点开展锂盐及其他重要盐湖矿资源的勘查，兼顾其他地区硬岩型和地下卤水型锂矿的勘查。在新疆、青海、甘肃、陕西、江苏、河南、河北、内蒙古等省（区），优选有找矿潜力的地区开展高纯石英远景调查，对已发现的远景地区，开展重点勘查。在山东、黑龙江、内蒙古、辽宁、湖南、河南、四川和陕西等省（区），开展石墨（包括晶质石墨和隐晶质石墨）的重点勘查。
镍矿：以铜镍硫化物型镍矿为主。重点在东天山、阿尔泰、内蒙古小南山地区开展勘查，同时加强吉林红旗岭—和龙，甘肃龙首山，新疆东天山哈密、阿尔泰喀拉通克、坡北、菁布拉克，四川峨眉，陕西勉县—略阳—宁强，云南哀牢山，河南唐河，广西融水，贵州遵义等地区的勘查。
锰矿：以海相沉积型碳酸锰矿为主，兼顾淋积—迁聚型氧化锰矿，加强隐伏矿和深部矿勘查。加强云南宣威、香格里拉—鹤庆、丘北—弥勒、砚山、盈江、澜沧，广西宜山、靖西，贵州铜仁、遵义，湖南宁乡，陕西—甘肃摩天岭，新疆伊犁特克斯盆地南缘、和静大西沟、库车库尔干，内蒙古四子王旗卫镜尔登等地区的勘查。
铬铁矿：以西藏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铬铁矿为主，加强罗布莎地区深部和外围接替资源勘查，开展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西段、阿尔泰、西准噶尔等地区的勘查。
钨、锡、钼等优势矿产：钨矿、锡矿勘查以云英岩型、石英脉型为主，兼顾矽卡岩型和构造蚀变岩型，重点在南岭、东昆仑、祁连、大兴安岭等重点成矿区带开展勘查，加强湖南锡田、大义山、三九—白云仙、临湘，江西崇义—于都、修水，福建东游—玉山，云南个旧、麻栗坡，新疆白干湖—吐拉，广西宾阳高田—马岭，广东乐昌，陕西柞水—宁陕，甘肃白山等地区的勘查。钼矿勘查以斑岩型钼矿为主，主要在豫西、大兴安岭、南岭、东昆仑、天山—北山、长江中下游等重点成矿区带开展勘查，加强河南嵩县雷门沟、大石门沟、栾川—嵩县—汝阳、大别山北麓，黑龙江大兴安岭岔路口、翠宏山—鹿鸣，安徽金寨沙坪沟、池州黄山岭等地区勘查。加强钨、锡、钼等优势矿产资源的资源储备。
煤：以南方缺煤省份、西部聚煤区及大型煤炭后备基地为重点，开展煤炭资源远景调查与潜力评价，发现新的煤产地。开展西部地区大型煤炭后备基地整装勘查，做好国家煤炭资源储备。开展国家规划的大型煤炭基地中有发展潜力矿区的煤炭资源普查和必要详查。
3.老矿山找矿。
优先选择大兴安岭、晋冀、长江中下游、南岭等重点成矿区带，开展老矿山深部和外围接替资源勘查，促进深部找矿突破。通过攻深找盲、探边摸底，发现并查明新的资源储量，为现有资源基地的稳产、增产提供资源保障，延长矿山服务年限。按照分期分批、先急后缓、逐年安排、分步实施的原则，统筹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优先安排在成矿地质条件有利、找矿潜力大和市场需求量大的大中型生产矿山特别是资源危机矿山开展勘查评价工作，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要矿集区深部找矿远景作出初步评价。
（三）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构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相关技术标准。推广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激励矿山企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加快转化科技成果，实现难利用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不断提高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加快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转变，促进绿色矿山建设，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1.开展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现状调查评价。
调查我国主要大中型矿山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现状，建立和完善主要矿山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数据库，通过开展技术经济评价，摸清主要矿业企业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潜力，进一步明确开展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的重点矿种、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和推广应用方向。
2.建立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考核奖励机制。
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年度检查、实时督察、动态监管等工作，对矿业企业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进行考核，对节约与综合利用矿产资源取得显著成效的矿业企业给予资金奖励。
3.开展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实施以矿业企业为主体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引导和带动矿产资源领域循环经济发展。
油气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示范。重点示范推广老油田采收先进技术，低丰度、低渗透油气资源有效开采技术，油砂、油页岩、页岩气综合开发利用技术。
煤炭和煤层气资源高效开采及废物利用示范。重点示范推广中薄煤层机械开采、矸石回填绿色采煤、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含煤高岭石及煤系硫铁矿综合利用和高灰难选煤泥分选技术等，提高煤炭资源的开采利用水平。
黑色金属综合开发利用示范。重点示范推广宁乡式、宣龙式高磷鲕状赤铁矿和褐铁矿、菱铁矿等复杂难选铁矿，钒钛磁铁矿、含稀土铌铁矿、锡铁矿、硼铁矿等多组分共伴生铁矿以及低品位微细粒碳酸锰矿等复杂难利用锰矿及矿山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技术。
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重点示范推广低品位氧化矿、复杂难处理多金属硫化矿、难利用铜矿、难利用铝土矿和黑色岩系资源高效综合利用技术。
稀土以及稀有、稀散、贵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重点推广稀土多金属矿、金矿、铂钯矿、锶矿等以及铅锌冶炼过程中产生的稀散金属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化工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重点示范推广低品位磷矿、各类共伴生硫铁矿、低品位硫铁矿及盐湖钾盐伴生矿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非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重点推广示范高铝粘土、萤石、石墨、菱镁矿等优势非金属矿资源的高效利用工程，显著提高共伴生非金属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
三、组织实施与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遵循地质工作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打造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投资制度平台，促进中央和地方政府及企业多方联动，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矿产勘查有机衔接，资本与技术紧密结合，勘查开发一体化，地质找矿与矿业权管理及地勘单位改革发展协调配合，力争地质找矿实现重大突破，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一）加强组织领导。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组织实施工作的领导，把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周密部署安排，精心组织实施。国土资源部要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等部门建立协调机制，形成合力，确保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顺利实施。
国土资源部牵头组织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强组织协调和指导、监督。发展改革委要加强产业政策指导，并在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重大技术装备建设方面给予必要的投入保障。财政部负责公益性地质找矿工作的稳定投入，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完善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科技部等部门要加大对地质找矿科技工作的支持力度。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建立完善逐级负责制，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加大基础性地质工作投入，制定本地区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具体工作方案并报国土资源部备案，国土资源部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
（二）统筹协调各类资金。
全面落实地质找矿新机制，统筹协调好中央和地方政府及企业出资的地质找矿工作，各级财政要根据工作需要和财力实际统筹考虑，加大资金投入。
财政专项资金要坚持公益性的定位，全面加强基础性地质工作，开展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重点成矿区带矿产远景调查及事关找矿全局的重大地质矿产问题的攻关。中央财政专项优先保障整装勘查区地质找矿工作需要，省级财政专项主要安排在整装勘查区和本省（区、市）的重点勘查区，优先支持重点矿种找矿工作。
进一步确立社会资金在商业性矿产勘查中的投资主体地位，把加快引进社会资金作为推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重要措施。通过合理规划勘查布局，让企业成为勘查投资主体。对可以由企业投资的商业性地质勘查项目，政府原则上不再出资。
地质勘查基金主要发挥分担勘查风险和政策调控的作用，充分利用国家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开展风险勘查，促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矿产勘查之间的衔接，同时根据国家建立矿产地储备基地的需要，针对特殊矿种和特殊地区开展相应勘查工作。
（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完善矿业权市场和勘查服务市场，科学设定矿业权出让方案和合理的勘查准入标准，通过竞争方式公开、公平地引入有实力的矿业企业和地勘单位参与勘查，完善收益分配制度，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共赢。
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切实保护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明确财政资金投入方向，完善财政出资找矿成果的处置办法。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有计划地引入优势企业开展风险勘查。鼓励地勘单位与矿业企业组建勘查企业，实现探采一体化。勘查过程中有关地质勘查部门应及时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推进勘查工作快速有序进行。
国家财政资金单独投资的项目，完成勘查工作后注销探矿权，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向社会出让探矿权，出让收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成，省级分成所得应向资源产地倾斜。社会资金与地质勘查基金合作勘查取得的成果，通过合同约定各方权益，合作方按照合同约定优先受让地质勘查基金转让的探矿权权益。
（四）实行矿种差别化管理。
对于国家紧缺矿种，财政资金要加大基础地质调查和前期地质矿产勘查力度。国土资源部要统筹各方资金，推进整装勘查，尽快实现突破。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参与紧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优先编制紧缺矿产资源矿业权设置方案，保障紧缺矿产资源矿业权投放。优先安排紧缺矿产资源矿业权审批、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等工作。对紧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布局不合理的矿业权，加快推进资源开发整合，进一步提高紧缺矿产资源利用率和开发规模化、集约化程度。
对于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和实行开采总量控制的重要矿种，坚持统一规划、总量控制、合理开发、综合利用的原则，根据相关产业政策、资源储量变化、市场需求等，按年度分矿种下达开采计划，依法设立探矿权和采矿权，并加强监管。探矿权人在对其他矿种开展勘查活动时，应对共伴生的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进行综合勘查评价，并单独估算资源储量。各省（区、市）编制矿产资源勘查专项规划，新设探矿权原则上配置给中央和省级财政出资的项目，完成预查、普查工作后，根据国家需要进行储备或部署进一步的勘查开发工作。
（五）统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
严格执行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定，严格控制在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矿产勘查开发活动。
矿产资源勘查活动涉及自然保护区、重点国有林区和西部省（区、市）直管国有林区的，禁止社会资金进行商业性勘查，原则上只安排中央财政出资的、国家紧缺矿种资源的基础地质调查和矿产远景调查等公益性工作，勘查区要避开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确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内实施勘查，要注意减小对环境的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和生态功能重要的矿产资源富集区，应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充分考虑矿产地规模、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因素，在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前提下，统筹兼顾点上开发和面上保护，以点上开发促进经济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奠定基础，达到面上保护的目的。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准入条件，引入社会责任感强并具有矿业开发先进理念和技术的大型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的破坏，同步修复生态环境，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六）大力完善矿业权管理。
按照地质找矿新机制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矿业权管理制度，着力打造竞争开放、规范有序的勘查市场。全面落实矿产资源规划，科学编制整装勘查区主攻矿种矿业权设置方案，保障矿业权的设置布局科学、勘查工作“快而不乱”。矿业权设置方案要根据勘查工作进展进行滚动修编。优选勘查主体，通过勘查实施方案审查和提交承诺书等方式，落实勘查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财政出资勘查行为，鼓励社会资金开展风险勘查。严格规范探矿权转让条件，抑制炒作。整装勘查区新设探矿权必须达到普查以上（含普查）工作程度、地质勘查报告经评审备案后才能转让。充分发挥国有地勘单位地质找矿主力军作用，促进国有地勘单位改革发展。开辟矿业权审批“快速通道”，主动服务，积极协调，提高审批效率。
（七）强化市场秩序和质量监管。
进一步强化矿产勘查市场秩序监管，实现执法监察全覆盖，构建立体监管网络，强化基层监管力量。对矿产勘查开发的热点地区开展重点监控；对秩序混乱、管理松弛的地区开展重点整治。落实各级政府监管主体责任，建立政府统筹协调、部门密切联动的执法监管制度，对违法违纪案件要严肃查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依照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原则，建立地质勘查质量监管体系。加强各类财政出资的项目质量监管，保证项目工作质量和成果质量。建立项目实施单位信誉评价制度。严肃查处并及时公布质量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加强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推进地勘单位质量体系认证工作。继续推进建立注册地质师执业准入资格制度，强化地质勘查个人执业法律责任；开展诚信体系建设，发挥行业协会（学会）作用，促进行业自律，构建个人与单位共同负责的地质工作质量保障体系。完善地质勘查技术标准规范，全面清理制约地质找矿工作的过时技术规范标准，制定符合实际的新标准规范，提高地质找矿工作效率，加快推进地质找矿突破。
（八）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已有科技成果在找矿突破中的作用。针对整装勘查中的地质找矿重大理论问题组织联合科技攻关，切实发挥成矿理论和勘查模型对地质找矿工作部署的指导作用。以老矿山深部找矿和复杂地区找矿的技术方法问题为重点，组织勘查技术方法引进、研发和推广应用，提高矿产勘查的总体技术水平。引导加强企业研发工作，建立企业研究团队和配套研发资金，建设勘查开采一体化研发基地。加强重大成果的综合集成，完善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机制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方法研究，针对我国紧缺矿种的综合利用技术问题开展科技攻关。加强矿山环境综合治理研究。
充分发挥全行业科技人员的作用，引进一批国外一流专家人才，广泛开展国际合作。通过实施重点项目，打造地质找矿科技创新支撑平台，锻炼地质勘查队伍。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此件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