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转发卫生部《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05:27:39 浏览: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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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转发卫生部《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转发卫生部《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局各直属（管）医院：
为加强对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的管理，卫生部于近日印发了《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该《办法》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省（区、市）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中医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的监督管理，提高临床检验水平，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对发现存在质量问题或安全隐患的临床实验室，要责令其立即整改。各中医医疗机构要加强临床实验室的质量控制和管理，做好室内质量控制，参加室间质量评价，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临床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和日常管理，建立并严格遵守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附件：卫生部关于印发《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的通知
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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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生活价值观念的转变，夫妻双方个人财产数量的增多，家庭主体间相对独立性的较强，身份关系的渐趋弱化，随之而来的便是离婚率的升高，离婚会导致原夫妻双方的人身关系的分离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分割，然而，离婚时涉及的财产分割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在此，笔者结合当前司法实践，浅谈现行《婚姻法》中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对策。
一、现行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制的缺陷
根据我过现行《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虽然对符合法定情形和约定情形的财产的认定和分割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纠纷的复杂性，以及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存在不少缺陷，仍然直接影响司法实践中的操作。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缺乏必要的公示程序
有人认为，约定财产制表面上维护了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和处分权，但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不仅会成为当事人实施规避的借口，而且约定真伪难于判断。有些人认为，审查约定财产诉讼的耗费太大，因此，应取消财产约定，实行单一的法定共同制。我觉得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缺陷并不在于这一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对这一制度所作的规定不完善。取消约定财产制度，实质上是否定婚姻的契约性质和当事人处分财产权利的自由，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夫妻约定财产制缺乏必要的公示程序，如果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婚姻法》规定以“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来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第三人知道夫妻之间有约定的，则该财产约定才对其发生效力，而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之间曾经对其财产有作过约定的，则该财产约定对他不发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解释（一）》中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这只言片语，虽然较旧婚姻法有所进步，但其内容的贫瘠无疑会使约定财产制的效用大打折扣甚至沦为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不排除会出现不少夫妻一方串通他人伪造债务侵吞另一方财产的现象，对未参与交易方的夫妻一方显然是不公平的。
（二）夫妻分居期间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夫妻分居制度，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夫妻双方因工作关系而两地分居或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的情况并不罕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4条规定:“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财产时，各自分别管理、使用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双方所得财产相差悬殊的，差额部分，由多得财产的一方以与差额相等的财产抵偿另一方。”这一规定将所有分居期间的财产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忽略了此类财产的特殊性，夫妻分居尤其是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的，双方往往除了具有法律上的夫妻身份关系外，不再有任何联系，共同关系已是名存实亡。将财产分给仅仅“名义”上的配偶，或者为其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这对另一方来说，是不公平的。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问题
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以及关于具有商业信誉的标记的专有权利,它具有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双重属性。[1]新《婚姻法》第17条第3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2条规定：“‘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本法条可以把知识产权在现实社会中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或者可以获得的可预见的经济利益，如服务标记、商标、专利等；另一类是正在形成的并未实现的经济利益。[2]一方知识产权的取得离不开另一方的支持对于前者当然按共同财产对待而无可厚非，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知识产权的取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具有一定的风险，即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一文不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5条规定：“离婚时，一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一方适当经济照顾。”这些规定只解决了知识产权收益的部分问题，但对尚未明确可以取得财产收益的知识产权，即知识产权的期待权没有作出规定或解释。如果在分割这部分财产时不考虑其将来的价值，可能对一方当事人不公。
二、完善夫妻财产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家庭财产、夫妻财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夫妻双方的收入和财富大量增加，家庭财产、夫妻财产内容复杂，存在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家庭经济功能强化，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单位，夫妻一方或双方以多种形式参与经济生活，夫妻财产被大量用于生产、投资和经营，使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因财产的归属、占有、使用、管理、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引发诸多纠纷和问题；夫妻对经济利益日益敏感和关注，对个人财产及权利保护的需求和呼声日趋强烈；另外从司法实践来看，夫妻财产纠纷案件增多，处理难度加大。面对上述新的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现行的我国夫妻财产制愈来愈显示出其不足，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建立约定财产制的公证制度
我国《婚姻法》以第三人是否知情作为有无对抗效力的前提，而在实际操作中，第三人是很难清楚夫妻之间有何财产约定的，因为这些约定属于内部契约，具有很强的隐秘性，除非夫妻一方或双方明确告知，否则第三人根本无从知晓。对这一问题，我觉得应该建立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公证方式，二是登记形式。[3]公证成本较高，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财产约定的登记制度比较合适。登记机关将财产约定的登记作为社会公共信息，以合适方式对外披露。至于这种公示可能暴露私人财产的隐私，这是夫妻双方自愿接受的，因为夫妻双方既然希望其约定对抗第三人，就必须要公证，而公证就必然意味着将其某些财产的秘密公开，当然，具体财产来源等细节还是不能公示，第三人不能查阅，以保护夫妻双方的隐私权，这样既能保障效率，又能防止公权力过分干涉私权领域，才能遏制社会上故意利用夫妻财产约定来逃避债务的现象。如果夫妻财产约定未经登记的，则其中一方与第三人交易时，另一方不得以约定财产制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仍可要求交易对方夫妻按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清偿债务。
（二）确立约定财产应具备的条件
我国新《婚姻法》对夫妻作出财产约定应具备的条件并没有作明确规定。依民事法律基本精神，夫妻作出财产约定属于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必须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1）当事人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依照我国《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规定可知，法定婚龄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要高，因此，当事人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订立财产约定都不会涉及未成年人的问题。对于精神病人，《民法通则》规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从事与其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才可以进行。所以，只要无精神障碍，订立财产约定的夫妻双方都应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须指明的是，此处的当事人双方必须是夫妻，即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未婚同居或婚外同居者对财产关系的约定，不属于夫妻财产约定。（2）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且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受欺诈、胁迫等而作出的约定不产生法律效力。（3）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法律”不仅包括民事法律规范，同时还包括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规范。财产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利用约定规避法律以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如不能将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列入约定财产之内，不能借约定逃避债务，不能约定免除法定抚养、扶养和赡养义务等。
（三）财产补偿制度
财产补偿制度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的权利明显超过另一方的，婚姻关系终止时，应给另一方相应补偿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实际享有的权利不平等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如为了支持一方继续深造，另一方不仅自己作出牺牲，承担了包括家务在内的所有劳动，对婚姻家庭贡献较大。又如因双方家庭条件不同，婚后，一方在亲属的抚养、瞻养、救济上花去了大量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另一方则无此支出等。出现上述情况，我认为，在婚姻关系终止时，应当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以真正体现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所享有的平等权利。
（四）过错赔偿制度
是指配偶一方因自己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向对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既然婚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那么，根据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当一方当事人违反约定造成对方损失或者因过错侵犯对方享有的共同财产权利造成对方损失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过错赔偿制度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其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项古老的离婚救济方式，早在实行过错离婚主义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就明确规定：如离婚被判为过错全属夫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偿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或精神损失。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4]尽管现代盛行无过错离婚主义，一些国家仍将离婚损害赔偿作为重要离婚的救济方式。为了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惩罚过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稳定婚姻家庭关系，有必要追究有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责任，才符合法律的正义。
注释
[1] 董经纬,《离婚中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纠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
[2] http://pj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4。
[3] http://club.topsage.com/thread-1268715-1-1.html。
[4] 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媒体与侦查
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使社会的大幅前进，作为社会的宣传窗口的新闻业，广播业等等宣传行业也不断的推陈出新。而作为宣传行业的载体的媒体（或称之为媒介），理所当然的冲锋在“推新战场”的最前沿！从最早的报纸到广播到电视再到现代的网络，媒体在短短的几百年内由行业内的单一化进化为现代的多元化，媒体所报道和针对的对象范围也不断的扩大，竞争也变得更加的激烈！
侦查是国家机关的一种活动，代表国家的意志。当侦查活动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时，法律赋予其救济的权力（复议或诉讼），但是由于侦查是国家机关的一种活动，代表了国家的意志，体现了国家的公权力，因此对此种活动所产生的损害进行救济注定了它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这是，外界的影响对救济本身产生了效用，一种积极但又危险的效用。积极在于它可以促进救济能够在公正的环境中进行，危险在于一旦出现媒体偏差反而可能使救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正所谓“水能载船，亦能覆舟”。可是，当采取救济的时候，公民的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了损害，这就进一步要求产生一种事前的关系，一种媒体和国家机关在侦查时的关系，就这样，媒体对侦查产生了影响。
一． 媒体对侦查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从技术角度看，侦查可以被视为侦查机关为了搜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查明犯罪事实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活动。随着对个人权利的重视，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步骤和顺序并履行一定形式的手续，否则法律将给予这种侦查活动以否定性评价，具体表现为侦查得到的相关证据无效。随着国际人权观念的普及和民权运动的发展，现代刑事诉讼关注如何保护涉嫌人员的防御权，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实现侦查活动的透明性和公开性
但是从传统的角度看，侦查活动的整个过程是以秘密为原则的，具体表现为，第一：对犯罪嫌疑人的保密。侦查机关的整个侦查活动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是绝对保密的，侦察活动不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公开，嫌疑人无法侦查活动进行现实的监督或进行抵抗，而降低侦查活动对犯罪嫌疑人的侵犯可能性，只能在侦查结束后对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侵权行为进行申辩。（如在我国，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律师是不能介入的，律师只能在侦查机关侦查结束后介入刑事案件）这对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方面是极为不利的。第二：对社会公众的保密。除非有法院等司法机关有要求，否则，整个侦查活动对社会公众而言是保密的。这样的情况直接导致了社会无法及时了解侦查的情况，无法对侦查进行社会舆论的监督，导致的结果是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在现代人权保障的理念的影响下，个人不再是国家权力可以任意处置的对象，不再是国家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成为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主体。因此，为了保护这个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或少受国家公权力的无理侵犯，对于侦查权这种公权力的限制和各种监督也应运而生。包括法律上的程序性限制，实体性限制和本文所要谈到的社会舆论监督。而宣传行业作为社会舆论的带头人，媒体当仁不让的成为行使这种监督权的“勇士”。
二． 媒体对侦查监督的本质
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提起和支持公诉而进行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和案件证据的活动。从各国侦查的主体看不外乎两类，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
1． 警察机关。英美法系的警察机关。英国刑事诉讼的侦查主要由警察负责进行。美国实行联邦制政治制度，没有统一的警察机关，联邦和州政府两种警察机关构成了美国的警察机关，两者在行政上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美国还有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两种安全保卫组织也享有侦查权。
大陆法系国家的警察机关。法国警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政警察（或称之为国家警察），负责维护秩序，保卫治安；另一类是司法警察负责侦破逮捕犯罪者，并将他们送交司法部门。我国刑事案件的侦破一般由警察（公安机关）负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此外，我国国家安全机关，其组织体系、职权与公安机关相同，但只限于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
2．检察机关。英美法系的检察机关一般不负责进行侦查活动。大陆法系的检察机关主要执行起诉任务，同时有的国家也定了检察机关一定程度上的侦查职能。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规定“在侦查犯罪的行为范围内，警察只能负担辅助检察院的责任，警察只能作出“不允许延误的”决定，对自己的侦查结果应为“不延迟的”交送检察院，由检察院进一步侦查。我国的检察机关一般不负责侦察，但是也有例外。《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比较得出，不管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侦查权一般都是由各国的警察机关或警察机构行使，那么这种侦查权到底是中什么样的公权力呢？
早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把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侦查机关在定性时就存在不同观点，有的认为是司法机关，有的认为是行政机关，这就造成了侦查权性质的模糊。笔者认为，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
司法权的核心是一种裁判权。侦查仅仅是侦查机关为了提起和支持公诉而进行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和案件证据的活动，并没有出现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的行为，因此侦查权不属于司法权的范畴。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因为侦查权的行使主体普遍只有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警察机关被定性为行政机关，而检察机关（检察机构）也基本认定为行政部门。如英美法系国家认为检察机构是政府的代表，是政府的法律顾问部门；大陆法系则认为检察机关是司法行政部门，既具有司法性质又具有行政职能，但是以行政职能为主。其司法职能只是表现在对案件具有决定是否起诉的具有裁判色彩的权力，但对于侦查职能只是认为是其行政职能中的一个具体表现。行政部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虽然侦查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部分，但是刑事诉讼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司法权的运用阶段，其涉及司法权部分仅仅是其整个诉讼阶段的一小部分，所以侦查权是行政权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社会的发展注定了社会对侦查这种权力进行监督的必然性，而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认定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为社会舆论的带头人媒体，对侦查的监督从根本上就是社会舆论对于国家行政权的监督。
三． 媒体对侦查的影响的具体表现
媒体对于侦查的监督是社会舆论对国家行政权的监督，仅仅具有一种社会性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保护，所以对与侦查本身的影响是非常的微弱的。但是并不是这种监督对侦查本身一点作用都不起。因为根据功利论，任何事物有用时它的存在才是必要的。社会舆论监督侦查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如果这种监督对侦查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它早就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亡。而现在恰恰相反，社会要求舆论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这就表明：在一定范围内，社会舆论（媒体）对国家行政权（侦查权）的监督是具有影响作用的
对于媒体对侦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1．直接影响，由于媒体侦查的监督仅仅具有一种社会性而缺乏法律的直接强制性保护，并且法律也没有直接或明确的规定（或者语焉不详），所以侦查机关甚至可以拒绝社会媒体对其侦查行为的监督.因此,媒体对于侦查没有起到直接的影响。
2．间接影响．虽然媒体对于侦查没有起到直接的影响，但是并不是说媒体就不影响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这种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媒体的报导和监督促进了侦查的公开性。 由于国际人权观念的普及和民权运动的发展，现代刑事诉讼关注如何保护涉嫌人员的防御权，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被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及时地准确地对社会公众进行公开，媒体是宣传行业的载体，它对社会事件进行报道和进行分析，具有主动性。此时，媒体报道的主动性促进了侦查机关及时的对侦查活动的一部分或全部进行公开，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
其次．媒体的报导和监督促进了侦查活动的公正性。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提起和支持公诉而进行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和案件证据的活动。因此在侦查的过程中，为了查明事实真相，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某些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手段，如扣留财物，对嫌疑人进行拘留等。而传统的侦查是建立在秘密原则之上，侦查机关往往为了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而“不折手段”，这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非常不利的。随着个人权利观念的增长，人们要求对这些强制性手段进行公开（或按照一定的公开程序进行）。此时媒体又成为监督这些强制性行为的“先锋”！媒体对侦查机关侦查案件的强制性手段进行监督，促使侦查机关不得不适当的改变原先一些不合法的手段，这样便促进了整个侦查活动的公正性。例如，在我国早些年，刑讯逼供是侦查活动中的一个普遍手段（虽然法律是禁止这种手段的），经过媒体对这种情况的报道促使公众真正认识到刑讯逼供的严重弊端，促使现在侦查机关普遍屏弃了这种“准侦查行为”。
再次．媒体对侦查的报导和监督促进了侦察手段进行了合理的删减。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的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诸如贩毒、行贿、伪造货币、组织卖淫、网络犯罪等等，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于是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应运而生。但是并不是每一种侦查手段都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媒体对侦查手段进行监督，促使一些合理并合法的手段继续存在，而一些不合法的的侦查手段则消亡。
第四．媒体对侦查的报导和监督促进了侦查手段的提高。媒体对侦查过程进行监督，促使侦查机关不得不使用一些法律上允许的侦查手段，另外，由于一些原先“行之有效”的非法手段不能运用，而又需要查清案件的事实情况，促使侦查机关需要不断的改善、引进或创新侦查手段，以便更好的为侦查服务，查明案件事实。例如，进些年侦查机关所引进的DNA鉴定。
最后．媒体对侦查的报导和监督促使了公众和法律界人士对侦查手段的合理性怀疑，有利于辨明这些侦查手段的“真伪好坏”。由于社会犯罪的多样化，侦查手段也是种类繁多。其中不乏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是这种侦查手段缺乏法律基础，或者法律基础模糊，经过媒体的报道，公众和法律界人士对此提出了合理的怀疑，可以辨明侦查手段的真伪好坏，这对于这些侦查手段本身是十分有利的。例如诱惑侦查。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但是由于其缺乏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受到学界的一片怀疑，促使侦查机关重新开始认识这种行之有效的侦查手，促使立法界考虑把诱惑侦查纳入法律的轨道！
四． 媒体对侦查的影响的深层次表现
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的外在表现形式。媒体对其进行监督从本质上看是对国家行政权的监督。因此媒体的深层次影响就表现在就促进行政机关（侦查机关）依法行政，促进了法治的进程。再细化，笔者认为就是客观的影响了行政执法人员（侦查人员）的素质和水准。
制度再先进没有素质较高的人员进行实施，那就等于是在纸上谈兵。执法人员的素质能够客观的体现一个国家法治的程度。以我国为例，执法人员（仅指侦查人员，下文也称为侦察员）的素质一直是媒体呼吁的焦点，从早些年侦察员的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到现在侦察员的整体素质有了初步提高，其中和媒体的呼吁是分不开的。这种提高对于我国的法治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提高侦察员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一些粗暴的侦查手段的使用，因为高素质的侦察员不需要使用不合法的侦查手段也能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这就促进了法治化的进程。
五． 结束语
侦查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的外在表现，加之在现代人权保障的理念的影响下，对于侦查这种权力就必然要进行各方面的监督，以免国家利用这种权力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侵犯。社会舆论监督是社会本身对某事物进行的监督，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先锋战士，当然的冲向了监督侦查的最前线，对侦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这种监督缺乏法律的强制力保护，因此这种影响只能局限于一些间接的影响，所以对于侦查的监督更加的要求国家对其进行法律上的强制监督，以规范侦查活动，避免或者减少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
作者：严健
EMAIL：yanjian0512@sina.com.cn
一、现行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制的缺陷
根据我过现行《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虽然对符合法定情形和约定情形的财产的认定和分割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纠纷的复杂性，以及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存在不少缺陷，仍然直接影响司法实践中的操作。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缺乏必要的公示程序
有人认为，约定财产制表面上维护了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和处分权，但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不仅会成为当事人实施规避的借口，而且约定真伪难于判断。有些人认为，审查约定财产诉讼的耗费太大，因此，应取消财产约定，实行单一的法定共同制。我觉得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缺陷并不在于这一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对这一制度所作的规定不完善。取消约定财产制度，实质上是否定婚姻的契约性质和当事人处分财产权利的自由，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夫妻约定财产制缺乏必要的公示程序，如果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婚姻法》规定以“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来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第三人知道夫妻之间有约定的，则该财产约定才对其发生效力，而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之间曾经对其财产有作过约定的，则该财产约定对他不发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解释（一）》中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这只言片语，虽然较旧婚姻法有所进步，但其内容的贫瘠无疑会使约定财产制的效用大打折扣甚至沦为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不排除会出现不少夫妻一方串通他人伪造债务侵吞另一方财产的现象，对未参与交易方的夫妻一方显然是不公平的。
（二）夫妻分居期间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夫妻分居制度，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夫妻双方因工作关系而两地分居或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的情况并不罕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4条规定:“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财产时，各自分别管理、使用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双方所得财产相差悬殊的，差额部分，由多得财产的一方以与差额相等的财产抵偿另一方。”这一规定将所有分居期间的财产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忽略了此类财产的特殊性，夫妻分居尤其是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的，双方往往除了具有法律上的夫妻身份关系外，不再有任何联系，共同关系已是名存实亡。将财产分给仅仅“名义”上的配偶，或者为其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这对另一方来说，是不公平的。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问题
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以及关于具有商业信誉的标记的专有权利,它具有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双重属性。[1]新《婚姻法》第17条第3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2条规定：“‘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本法条可以把知识产权在现实社会中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或者可以获得的可预见的经济利益，如服务标记、商标、专利等；另一类是正在形成的并未实现的经济利益。[2]一方知识产权的取得离不开另一方的支持对于前者当然按共同财产对待而无可厚非，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知识产权的取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具有一定的风险，即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一文不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5条规定：“离婚时，一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一方适当经济照顾。”这些规定只解决了知识产权收益的部分问题，但对尚未明确可以取得财产收益的知识产权，即知识产权的期待权没有作出规定或解释。如果在分割这部分财产时不考虑其将来的价值，可能对一方当事人不公。
二、完善夫妻财产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家庭财产、夫妻财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夫妻双方的收入和财富大量增加，家庭财产、夫妻财产内容复杂，存在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家庭经济功能强化，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单位，夫妻一方或双方以多种形式参与经济生活，夫妻财产被大量用于生产、投资和经营，使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因财产的归属、占有、使用、管理、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引发诸多纠纷和问题；夫妻对经济利益日益敏感和关注，对个人财产及权利保护的需求和呼声日趋强烈；另外从司法实践来看，夫妻财产纠纷案件增多，处理难度加大。面对上述新的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现行的我国夫妻财产制愈来愈显示出其不足，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建立约定财产制的公证制度
我国《婚姻法》以第三人是否知情作为有无对抗效力的前提，而在实际操作中，第三人是很难清楚夫妻之间有何财产约定的，因为这些约定属于内部契约，具有很强的隐秘性，除非夫妻一方或双方明确告知，否则第三人根本无从知晓。对这一问题，我觉得应该建立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公证方式，二是登记形式。[3]公证成本较高，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财产约定的登记制度比较合适。登记机关将财产约定的登记作为社会公共信息，以合适方式对外披露。至于这种公示可能暴露私人财产的隐私，这是夫妻双方自愿接受的，因为夫妻双方既然希望其约定对抗第三人，就必须要公证，而公证就必然意味着将其某些财产的秘密公开，当然，具体财产来源等细节还是不能公示，第三人不能查阅，以保护夫妻双方的隐私权，这样既能保障效率，又能防止公权力过分干涉私权领域，才能遏制社会上故意利用夫妻财产约定来逃避债务的现象。如果夫妻财产约定未经登记的，则其中一方与第三人交易时，另一方不得以约定财产制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仍可要求交易对方夫妻按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清偿债务。
（二）确立约定财产应具备的条件
我国新《婚姻法》对夫妻作出财产约定应具备的条件并没有作明确规定。依民事法律基本精神，夫妻作出财产约定属于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必须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1）当事人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依照我国《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规定可知，法定婚龄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要高，因此，当事人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订立财产约定都不会涉及未成年人的问题。对于精神病人，《民法通则》规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从事与其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才可以进行。所以，只要无精神障碍，订立财产约定的夫妻双方都应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须指明的是，此处的当事人双方必须是夫妻，即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未婚同居或婚外同居者对财产关系的约定，不属于夫妻财产约定。（2）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且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受欺诈、胁迫等而作出的约定不产生法律效力。（3）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法律”不仅包括民事法律规范，同时还包括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规范。财产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利用约定规避法律以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如不能将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列入约定财产之内，不能借约定逃避债务，不能约定免除法定抚养、扶养和赡养义务等。
（三）财产补偿制度
财产补偿制度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的权利明显超过另一方的，婚姻关系终止时，应给另一方相应补偿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实际享有的权利不平等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如为了支持一方继续深造，另一方不仅自己作出牺牲，承担了包括家务在内的所有劳动，对婚姻家庭贡献较大。又如因双方家庭条件不同，婚后，一方在亲属的抚养、瞻养、救济上花去了大量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另一方则无此支出等。出现上述情况，我认为，在婚姻关系终止时，应当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以真正体现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所享有的平等权利。
（四）过错赔偿制度
是指配偶一方因自己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向对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既然婚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那么，根据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当一方当事人违反约定造成对方损失或者因过错侵犯对方享有的共同财产权利造成对方损失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过错赔偿制度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其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项古老的离婚救济方式，早在实行过错离婚主义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就明确规定：如离婚被判为过错全属夫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偿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或精神损失。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4]尽管现代盛行无过错离婚主义，一些国家仍将离婚损害赔偿作为重要离婚的救济方式。为了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惩罚过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稳定婚姻家庭关系，有必要追究有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责任，才符合法律的正义。
注释
[1] 董经纬,《离婚中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纠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
[2] http://pj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4。
[3] http://club.topsage.com/thread-1268715-1-1.html。
[4] 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媒体与侦查
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使社会的大幅前进，作为社会的宣传窗口的新闻业，广播业等等宣传行业也不断的推陈出新。而作为宣传行业的载体的媒体（或称之为媒介），理所当然的冲锋在“推新战场”的最前沿！从最早的报纸到广播到电视再到现代的网络，媒体在短短的几百年内由行业内的单一化进化为现代的多元化，媒体所报道和针对的对象范围也不断的扩大，竞争也变得更加的激烈！
侦查是国家机关的一种活动，代表国家的意志。当侦查活动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时，法律赋予其救济的权力（复议或诉讼），但是由于侦查是国家机关的一种活动，代表了国家的意志，体现了国家的公权力，因此对此种活动所产生的损害进行救济注定了它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这是，外界的影响对救济本身产生了效用，一种积极但又危险的效用。积极在于它可以促进救济能够在公正的环境中进行，危险在于一旦出现媒体偏差反而可能使救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正所谓“水能载船，亦能覆舟”。可是，当采取救济的时候，公民的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了损害，这就进一步要求产生一种事前的关系，一种媒体和国家机关在侦查时的关系，就这样，媒体对侦查产生了影响。
一． 媒体对侦查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从技术角度看，侦查可以被视为侦查机关为了搜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查明犯罪事实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活动。随着对个人权利的重视，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步骤和顺序并履行一定形式的手续，否则法律将给予这种侦查活动以否定性评价，具体表现为侦查得到的相关证据无效。随着国际人权观念的普及和民权运动的发展，现代刑事诉讼关注如何保护涉嫌人员的防御权，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实现侦查活动的透明性和公开性
但是从传统的角度看，侦查活动的整个过程是以秘密为原则的，具体表现为，第一：对犯罪嫌疑人的保密。侦查机关的整个侦查活动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是绝对保密的，侦察活动不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公开，嫌疑人无法侦查活动进行现实的监督或进行抵抗，而降低侦查活动对犯罪嫌疑人的侵犯可能性，只能在侦查结束后对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侵权行为进行申辩。（如在我国，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律师是不能介入的，律师只能在侦查机关侦查结束后介入刑事案件）这对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方面是极为不利的。第二：对社会公众的保密。除非有法院等司法机关有要求，否则，整个侦查活动对社会公众而言是保密的。这样的情况直接导致了社会无法及时了解侦查的情况，无法对侦查进行社会舆论的监督，导致的结果是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在现代人权保障的理念的影响下，个人不再是国家权力可以任意处置的对象，不再是国家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成为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主体。因此，为了保护这个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或少受国家公权力的无理侵犯，对于侦查权这种公权力的限制和各种监督也应运而生。包括法律上的程序性限制，实体性限制和本文所要谈到的社会舆论监督。而宣传行业作为社会舆论的带头人，媒体当仁不让的成为行使这种监督权的“勇士”。
二． 媒体对侦查监督的本质
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提起和支持公诉而进行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和案件证据的活动。从各国侦查的主体看不外乎两类，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
1． 警察机关。英美法系的警察机关。英国刑事诉讼的侦查主要由警察负责进行。美国实行联邦制政治制度，没有统一的警察机关，联邦和州政府两种警察机关构成了美国的警察机关，两者在行政上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美国还有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两种安全保卫组织也享有侦查权。
大陆法系国家的警察机关。法国警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政警察（或称之为国家警察），负责维护秩序，保卫治安；另一类是司法警察负责侦破逮捕犯罪者，并将他们送交司法部门。我国刑事案件的侦破一般由警察（公安机关）负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此外，我国国家安全机关，其组织体系、职权与公安机关相同，但只限于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
2．检察机关。英美法系的检察机关一般不负责进行侦查活动。大陆法系的检察机关主要执行起诉任务，同时有的国家也定了检察机关一定程度上的侦查职能。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规定“在侦查犯罪的行为范围内，警察只能负担辅助检察院的责任，警察只能作出“不允许延误的”决定，对自己的侦查结果应为“不延迟的”交送检察院，由检察院进一步侦查。我国的检察机关一般不负责侦察，但是也有例外。《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比较得出，不管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侦查权一般都是由各国的警察机关或警察机构行使，那么这种侦查权到底是中什么样的公权力呢？
早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把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侦查机关在定性时就存在不同观点，有的认为是司法机关，有的认为是行政机关，这就造成了侦查权性质的模糊。笔者认为，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
司法权的核心是一种裁判权。侦查仅仅是侦查机关为了提起和支持公诉而进行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和案件证据的活动，并没有出现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的行为，因此侦查权不属于司法权的范畴。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因为侦查权的行使主体普遍只有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警察机关被定性为行政机关，而检察机关（检察机构）也基本认定为行政部门。如英美法系国家认为检察机构是政府的代表，是政府的法律顾问部门；大陆法系则认为检察机关是司法行政部门，既具有司法性质又具有行政职能，但是以行政职能为主。其司法职能只是表现在对案件具有决定是否起诉的具有裁判色彩的权力，但对于侦查职能只是认为是其行政职能中的一个具体表现。行政部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虽然侦查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部分，但是刑事诉讼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司法权的运用阶段，其涉及司法权部分仅仅是其整个诉讼阶段的一小部分，所以侦查权是行政权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社会的发展注定了社会对侦查这种权力进行监督的必然性，而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认定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为社会舆论的带头人媒体，对侦查的监督从根本上就是社会舆论对于国家行政权的监督。
三． 媒体对侦查的影响的具体表现
媒体对于侦查的监督是社会舆论对国家行政权的监督，仅仅具有一种社会性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保护，所以对与侦查本身的影响是非常的微弱的。但是并不是这种监督对侦查本身一点作用都不起。因为根据功利论，任何事物有用时它的存在才是必要的。社会舆论监督侦查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如果这种监督对侦查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它早就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亡。而现在恰恰相反，社会要求舆论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这就表明：在一定范围内，社会舆论（媒体）对国家行政权（侦查权）的监督是具有影响作用的
对于媒体对侦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1．直接影响，由于媒体侦查的监督仅仅具有一种社会性而缺乏法律的直接强制性保护，并且法律也没有直接或明确的规定（或者语焉不详），所以侦查机关甚至可以拒绝社会媒体对其侦查行为的监督.因此,媒体对于侦查没有起到直接的影响。
2．间接影响．虽然媒体对于侦查没有起到直接的影响，但是并不是说媒体就不影响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这种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媒体的报导和监督促进了侦查的公开性。 由于国际人权观念的普及和民权运动的发展，现代刑事诉讼关注如何保护涉嫌人员的防御权，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被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及时地准确地对社会公众进行公开，媒体是宣传行业的载体，它对社会事件进行报道和进行分析，具有主动性。此时，媒体报道的主动性促进了侦查机关及时的对侦查活动的一部分或全部进行公开，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
其次．媒体的报导和监督促进了侦查活动的公正性。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提起和支持公诉而进行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和案件证据的活动。因此在侦查的过程中，为了查明事实真相，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某些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手段，如扣留财物，对嫌疑人进行拘留等。而传统的侦查是建立在秘密原则之上，侦查机关往往为了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而“不折手段”，这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非常不利的。随着个人权利观念的增长，人们要求对这些强制性手段进行公开（或按照一定的公开程序进行）。此时媒体又成为监督这些强制性行为的“先锋”！媒体对侦查机关侦查案件的强制性手段进行监督，促使侦查机关不得不适当的改变原先一些不合法的手段，这样便促进了整个侦查活动的公正性。例如，在我国早些年，刑讯逼供是侦查活动中的一个普遍手段（虽然法律是禁止这种手段的），经过媒体对这种情况的报道促使公众真正认识到刑讯逼供的严重弊端，促使现在侦查机关普遍屏弃了这种“准侦查行为”。
再次．媒体对侦查的报导和监督促进了侦察手段进行了合理的删减。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的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诸如贩毒、行贿、伪造货币、组织卖淫、网络犯罪等等，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于是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应运而生。但是并不是每一种侦查手段都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媒体对侦查手段进行监督，促使一些合理并合法的手段继续存在，而一些不合法的的侦查手段则消亡。
第四．媒体对侦查的报导和监督促进了侦查手段的提高。媒体对侦查过程进行监督，促使侦查机关不得不使用一些法律上允许的侦查手段，另外，由于一些原先“行之有效”的非法手段不能运用，而又需要查清案件的事实情况，促使侦查机关需要不断的改善、引进或创新侦查手段，以便更好的为侦查服务，查明案件事实。例如，进些年侦查机关所引进的DNA鉴定。
最后．媒体对侦查的报导和监督促使了公众和法律界人士对侦查手段的合理性怀疑，有利于辨明这些侦查手段的“真伪好坏”。由于社会犯罪的多样化，侦查手段也是种类繁多。其中不乏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是这种侦查手段缺乏法律基础，或者法律基础模糊，经过媒体的报道，公众和法律界人士对此提出了合理的怀疑，可以辨明侦查手段的真伪好坏，这对于这些侦查手段本身是十分有利的。例如诱惑侦查。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但是由于其缺乏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受到学界的一片怀疑，促使侦查机关重新开始认识这种行之有效的侦查手，促使立法界考虑把诱惑侦查纳入法律的轨道！
四． 媒体对侦查的影响的深层次表现
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的外在表现形式。媒体对其进行监督从本质上看是对国家行政权的监督。因此媒体的深层次影响就表现在就促进行政机关（侦查机关）依法行政，促进了法治的进程。再细化，笔者认为就是客观的影响了行政执法人员（侦查人员）的素质和水准。
制度再先进没有素质较高的人员进行实施，那就等于是在纸上谈兵。执法人员的素质能够客观的体现一个国家法治的程度。以我国为例，执法人员（仅指侦查人员，下文也称为侦察员）的素质一直是媒体呼吁的焦点，从早些年侦察员的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到现在侦察员的整体素质有了初步提高，其中和媒体的呼吁是分不开的。这种提高对于我国的法治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提高侦察员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一些粗暴的侦查手段的使用，因为高素质的侦察员不需要使用不合法的侦查手段也能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这就促进了法治化的进程。
五． 结束语
侦查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的外在表现，加之在现代人权保障的理念的影响下，对于侦查这种权力就必然要进行各方面的监督，以免国家利用这种权力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侵犯。社会舆论监督是社会本身对某事物进行的监督，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先锋战士，当然的冲向了监督侦查的最前线，对侦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这种监督缺乏法律的强制力保护，因此这种影响只能局限于一些间接的影响，所以对于侦查的监督更加的要求国家对其进行法律上的强制监督，以规范侦查活动，避免或者减少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
作者：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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