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03:35:11 浏览:8228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知发管字〔200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
根据我局第十八号局长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与此同时，《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申请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不予备案通知》、《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变更申请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注销申请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注销通知》启用。现就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我局协调管理司主管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工作。
我局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部门。
二、当事人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合同备案部门提交备案文件，办理备案手续。
涉外专利合同按照《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办理。
三、地方备案部门受理备案申请后，在两个工作日内通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向我局协调管理司确认有关专利权、专利申请权的法律状态。
我局协调管理司在收到确认文件后两个工作日内，对法律状态属于《办法》第十五条情况的，以传真形式通知地方备案部门不予备案。未收到有关通知的，地方备案部门继续进行审核程序。
四、各合同备案部门按照《办法》规定对备案申请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在受理备案申请后7个工作日内向当事人出具准予备案证明；不符合要求的，向当事人发出不予备案通知。
五、地方备案部门在备案手续办理完毕后3 日内将备案审核意见、合同副本报送我局协调管理司。
六、当事人办理合同延期、提前解除、备案注销等手续时，应填写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变更申请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注销申请表，按照《办法》有关规定办理。
地方备案部门在前款备案手续办理完毕后3 个工作日内将审核意见以及当事人提交的有关文件报送我局协调管理司。
七、我局协调管理司将合同备案的有关内容通知专利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在专利登记簿上登记，并在专利公报上公告。
八、我局协调管理司负责建立、管理专利合同管理数据库，进行相关的研究、咨询。
九、我局协调管理司负责对地方备案部门进行培训、检查、考核。
特此通知。
附件：
1.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流程图
2.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申请表
3.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
4.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编号说明
5.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不予备案通知
6.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变更申请表
7.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变更通知书
8.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注销通知
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试论民事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
奚玮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法政学院法律系，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提供证据责任；证明责任；负担
摘 要：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并从提供证据的立场把握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是难以解决问题的。考察举证责任制度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两大法系的举证责任理论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为其本质，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应为负担，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
一、证明责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举证责任概念。古罗马法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学者们概括的五句话中,即:“原告不举证证明,被告即获胜诉”;“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则无之”；“事物之性质上，否定之人无须证明”；“原告对于其诉，以及以其诉请求之权利，须举证证明之”；“若提出抗辩，则就其抗辩有举证之必要”[1] 。依照上述用语，那时所讲的举证责任，仅指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后来德国继受了罗马法上举证责任的概念，但也仅指证据提出的责任，当所争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其判决或依人格的优劣以定胜负，或对不提出证据者为不利判决，甚至出现回避裁判的情况不一而足。纵观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制定之初，依然残存着依宣誓制度以断是非的现象。 [2]
在举证责任理论发展的前期阶段，学者们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立场把握举证责任的本质，对举证责任的解释就一直为主观举证责任（又称行为责任，立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对这种传统观念最先提出挑战的是德国法学家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 Glaser)。他在1883年发表的专著《刑事诉讼导论》中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又称结果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确定责任，证明责任），把审理案件时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举证责任。他认为：真伪不明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它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是由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情况决定的。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作出裁判，这时必须确定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这就是举证责任的实质，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败诉的后果。
证明责任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举证责任概念的樊篱，提高了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宣告了诸如宣誓这样的证据外的制度的终结。
继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 Glaser)提出证明责任的概念之后，罗森贝克和莱昂哈德两位德国学者相继著书立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证明责任的理论，使之很快成为德国民诉理论界的通说。经过日本学者峙本朗昭博士所著其博士论文《举证责任的分配》的介绍，很快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学者奉行的通说。但是，证明责任成为通说，并不意味着证据提出责任的概念为证明责任所替代，而仅指在举证责任这个大概念下，又出现了证明责任这一层含义。[3] 目前，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司法解释中阐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区别。
英美学者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概念的含义有两个：一个叫证明负担(burden of proof)，另一个叫举证负担(burden of production)。《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举证责任区分为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当事人需要承担的两种独立的诉讼责任。证明负担又称说服负担（burden of persuasion），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结果，能够说服事实认定者(陪审团或没有陪审团审判时的法官)，对该责任的负担者作出有利的认定。否则，如果需加以证明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对该事实具有说服负担的当事人则承担由此而生的败诉后果。
举证负担又称提供证据负担（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是指不管是哪一方对争执的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均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张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主张的事实提出后，主张者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则拒绝将该事实提交陪审团审理，对方当事人也没有反驳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便将该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加以处理，决定主张者负担败诉后果。如果主张者就事实主张提供了证据加以证明，对方当事人就产生了提供证据加以反驳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如果不提供证据加以反驳，那就等于表明他对所争执的事实没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把这种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可以对不提供证据一方当事人作出败诉的判决。只有在主张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后对方当事人也提供了证据加以反驳，从而使该事实形成了争议，法官才决定将该事实提交给陪审团审理。所以，这种提供证据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是转移的，即原告提出证据证明之后就转到被告，被告也要提出证据表态。
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虽有着形式上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或说服负担为其本质，其存在意义在于防止法官拒绝裁判现象的发生，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不发生倒置、转换或转移；而提供证据责任则是举证责任的派生或非本质性方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发生转换或转移。[4]
二、我国关于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观点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未提及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这个概念，只有行政诉讼法第32条提到了“举证责任”一词。但是该条文并未解释举证责任所包含的意思。其含义只能由学理基于立法规定及诉讼规律，并参照国际惯例加以解释。
当前我国诉讼法学界，关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概括起来共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至于当事人是否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与举证责任并无直接关系。这种观点偏重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行为方面，而不顾及举证责任和诉讼后果之间的连接，因而称之为行为责任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括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由于这种观点将举证责任与诉讼后果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行为与后果两个方面对举证责任加以解释，因而称之为双重含义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由法律预先规定，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这种观点侧重于解决当案件事实于最终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判决何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因而称之为结果责任说。
笔者认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举证责任是一个总的概念，它又可以分为提供证据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在一般情况下兼指两者，但有时也可能仅指其中一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明确它的特定含义。尽管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总是负担着首先提供证据的责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提供证据来避免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证明责任并不是当事人不尽提供证据责任而承担的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不提供证据或提供不出充分证据，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当事人就不承担证明责任。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在承担责任的原因和条件、责任发生的时间、责任转移与否、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能否由代理人承担、能否强化等方面有着本质上的差异，[5]硬是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是不妥当的，也容易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将二者分开来解释，搞清楚它们的区别，使事实回到本来面目上去，对于解决理论和实践方面许多问题都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明确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如果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界限，忽略了证明责任的本质是一方当事人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负担裁判上的不利后果，必然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严重依赖法院，法院收集证据代替当事人提供证据，案件往往由于证据不足迟迟不能判决，法院工作陷入严重被动，办案效率与质量难以提高。二是有利于正确地理解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这两个术语的特定含义，指导司法实际工作，规范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活动以及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在败诉后，服判息讼。当事人在诉讼中虽然都要提出证据，但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与不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依照证明责任所提出的证据是本证。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为否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并已有证据进行证明的事实，或者为抵销本证的证据力而提出证明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相反的事实的证据，称为反证。在证明的程度上，本证要比反证的要求高。本证必须完成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明才能免受不利判决。如果本证仅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那么法院仍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不利诉讼后果仍应由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而反证的目的在于推翻或削弱本证的证据力，使本证的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达到提出反证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如果依职权不能调查收集到必要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应依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其不利后果仍应由提出本证的一方当事人负担。
三、民事证明责任的含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作为法院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一方因法院不能认定这一事实而承受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民事诉讼设置证明责任的目的，在于当案件事实真伪最终无法确定时，为法院如何裁判设定一种规则——谁对该事实负证明责任，就将由此而引起的不利诉讼后果判归谁负担。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要依据相关的实体法规定来裁判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这种裁判又必须借助对一定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来完成。但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无论是辩论主义还是职权调查主义下，民事诉讼中都难免出现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虽然法院对事实的真伪无法作出认定，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这是由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所决定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法院应当假定该事实存在，还是应当假定其不存在，这是作出裁判前必须作出的选择。显然，单靠证据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设置证明责任，即法律或者法院预先依据一定的标准将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于双方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如果该事实因存在某种原因而无需证明或者通过当事人提供证据或人民法院查证活动已经被证明，法院就无需借助证明责任下裁判；如果该事实未被证明，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就需要按照预先设定的证明责任，将不利的诉讼结果判归一方当事人负担。
证明责任的含义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所承担的责任。唯有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才能引起证明责任的适用。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是：根据司法三段论，法律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据此作出的判决即为结论。案件事实为存在，法律构成要件即发生法律效力，法官应裁判适用该项法律；反之，则裁判不适用该项法律。“在无法查明某一事实是否存在时，规定该事实要件的法规当然无从适用，由此因适用该法规而带来的法律效果也就不可能产生”。[6]因此当判断发生特定法律效果所必要的案件事实存在与否无法认定时，法官为使裁判成为可能，只能假定该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产生或不产生相应法律效果的判决，这只能依靠证明责任制度加以解决，让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是诉讼中难免出现的一种客观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裁判，证明责任就必然发生，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证明责任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案件事实真伪十分明确，谁负证明责任对于案件的处理都没有价值。第二，证明责任的适用条件是案件事实未被证明，而不是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责任是在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或没有证明时所承担的一种责任，而不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提出证据所要承担的一种责任，也就是说不是应进行证明活动所附带的一种责任”。[7]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未能充分履行提供证据责任，或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案件事实，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案件事实真伪分明，这时就不发生证明责任。第三，证明责任是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责任。一项事实主张，只会产生一个证明责任。对同一案件事实真伪不明引起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可能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诉讼的胜败可能是按比例的，即双方当事人各有胜负，但具体到某一个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所致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具体由谁承担则是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当我们说民事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都负担证明责任时，是指他们对不同的案件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即原告对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第四，证明责任的性质是法定的不利诉讼后果负担。第五，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承担证明责任。尽管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也要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和运用自己收集的证据，但由于证明责任不是指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而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的不利后果，因而不能据此认为人民法院也承担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只是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将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裁判由一方当事人承担。
四、从证明责任的本质看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向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种学说：1、权利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2、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3、权利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既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4、需要说，认为证明责任是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5、败诉危险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的危险;6、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承担的不利后果。
笔者认为，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的研究，不能离开证明责任的本质。证明责任的本质是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在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对证明责任法律性质认识上出现的观点分歧，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对证明责任的本质认识有所不同。除了败诉危险负担说和负担说侧重于从结果责任上来认定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以外，其他各种学说基本上都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区别，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的角度来认识证明责任的性质，都是试图通过回答当事人为何要负担提供证据责任和法律为何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来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加以认定。因此，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说、需要说都是值得商榷的。证明责任的性质应为负担，是当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负担的不利后果。败诉危险负担说称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风险，实有不妥。在当事人因起诉而引起诉讼程序开始时，证明责任自然随之而产生，只不过在诉讼终结之前对特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尚处于一种未然状态。避免败诉风险是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目的，证明责任负担的是败诉这一不利后果，此时的负担已不是风险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不利后果，风险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8]另外，从证据法设置证明责任制度的目的来看，主要是着眼于解决当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即将不利诉讼后果确定其最终归宿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江伟.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汤维建.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J].法学研究,1992,(2).
[3]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陈刚.证明责任概念辨析[J]现代法学,1997,(2).
[5]陈桂明.民事诉讼法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等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7]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外国民事诉讼法引论[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8]单云涛.民事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研究[J]政法论坛,1992,(2).
（作者简介：奚玮（1968--），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已在《政治与法律》、《人民检察》、《河北法学》、《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中国律师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法学论文30余篇。）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托幼工作暂行规定
《济南市托幼工作暂行规定》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济南市代市长 谢玉堂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托幼工作管理，促进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家《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山东省实施＜幼儿园管理条例＞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托幼园所、学前班的建立、管理及其对学龄前幼儿的保育和教育工作。
第三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制定托幼工作规划，加强对托幼工作的检查监督和管理。
第四条 本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主管托幼工作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国家有关托幼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托幼工作发展规划；
（三）对托幼园所、学前班的级、类进行审定；
（四）负责监督评估和指导托幼园所、学前班的保育教育工作；
（五）组织培训托幼园所、学前班的园所长和教师，建立园所长、教师考核和资格审定制度；
（六）组织开展幼儿保育和教育的科研工作；
（七）协助卫生行政部门检查和指导托幼园所、学前班的卫生保健工作；
（八）办好示范性幼儿园。
各级卫生、财政、计划、劳动、人事、城建、商业等有关部门应当密切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共同做好托幼工作。
第五条 托幼工作的规划目标为：
（一）一九九五年前，市区普及学前一年教育，三岁以上幼儿入园率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九十；农村基本普及学前一年教育，三岁以上幼儿入园率达到或超过百分之八十；
（二）二○○○年前，市区和农村全部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市区和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基本普及三至六周岁幼儿的学前教育；农村其他地区三岁以上幼儿入园率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八十五。
第二章 托幼园所、学前班的建设和设立
第六条 “八五”期间，市和每个县区人民政府应各建设一所实验幼儿园，乡镇人民政府应各建设一所中心幼儿园。
提倡和鼓励各级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举办或者投资建设全日制、寄宿制、半日制、定时制、季节制的托幼园所和学前一年制幼儿班。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或者单位举办招收残疾儿童的特种托幼园所；鼓励托幼园所增设招收残疾儿童的特种班。
第七条 规划设计部门在规划新建居民小区时，应根据国家规定标准和实际需要规划设计配套的托幼园所；在旧城改造地区，要把托幼园所的改造建设纳入规划，就近扩建或者新建托幼园所。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建设小区配套托幼园所，不得擅自停建、缓建或者减少建设面积。
第八条 举办托幼园所、学前班应当坚持谁举办谁出钱，国家适当扶持的原则。
各级人民政府举办托幼园所、学前班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和设备购置费，由同级财政拨付；经常性经费由财政补助和向入园所、学前班幼儿的家长收取。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举办托幼园所所需经费，由举办者筹措，并向入托幼园所、学前班幼儿的家长收取。
第九条 举办或者停办市区托幼园所、学前班，必须经所在区的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在农村举办或者停办托幼园所、学前班，必须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登记注册，并报县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举办或者停办托幼园所、学前班。登记注册的条件和办法，要严格按照省、市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教育、保育和管理
第十条 托幼园所实行园所长负责制，并按《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规定配备教职工。
第十一条 托幼园所、学前班教职工参加托幼园所、学前班工作前必须进行体检，领取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并且每年应全面体检一次。对患有不适宜从事托幼园所、学前班工作疾病的，应当离职治疗或者调离工作。
第十二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式，对托幼园所长、幼儿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
托幼园所、学前班的教师、保育员在工作中要使用普通话。
第十三条 幼儿教育，应当贯彻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面向全体幼儿，热爱幼儿，体、智、德、美诸方面教育应当互相渗透，有机结合；
（二）遵循幼儿发展规律，符合幼儿年龄特点，注重个体差异，因人施教，引导幼儿个性健康发展；
（三）合理地综合组织各方面教育内容并渗透于幼儿生活的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各种教育手段的作用；
（四）创设与教育相适应的良好环境，为幼儿提供活动和表现能力的机会；
（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形式；
（六）使用国家或者省统编的幼儿教材。
第十四条 托幼园所、学前班应当严格执行卫生部颁布的《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切实做好幼儿生理和心理卫生保健工作。
第十五条 托幼园所、学前班的行政管理由举办单位和个人负责。
托幼园所、学前班招生编班应当符合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
托幼园所、学前班对烈士子女、家中无人照顾的残疾人子女和单亲子女入园所、学前班，应予以照顾。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财力情况对托幼工作给予一定专项补助。
托幼园所、学前班需向幼儿家长收取费用的，应当凭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按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托幼园所、学前班应当建立经费预算、决算审核制度，要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克扣。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托幼园所的园所长按同级小学校长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非农业户口的幼儿教师的管理办法和工资待遇按小学公办教师有关规定执行，农业户口的幼儿教师的管理办法和工资待遇参照当地小学民办教师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小学附设幼儿园、学前班的管理，要把小学附设园、班的管理工作纳入校长责任制，并作为教育行政部门评估小学管理水平的重要内容。
第四章 奖 惩
第十九条 对托幼工作做出显着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限期整顿、停止招生、停办托幼园所、学前班的行政处罚；教育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还要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登记注册，擅自举办或者停办托幼园所、学前班的；
（二）托幼园所、学前班房舍、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和安全标准，妨害幼儿身体健康或者威胁幼儿生命安全的；
（三）教育内容和方法违反幼儿教育规律，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
（四）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幼儿的；
（五）克扣、挪用托幼园所、学前班经费的；
（六）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者巧立名目乱收费的；
（七）破坏、侵占托幼园所、学前班房舍、设备或者其他财产的；
（八）干扰托幼园所、学前班正常秩序的；
（九）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
（十）在托幼园所、学前班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托幼园所、学前班采光的建筑和设施的。
罚款收入一律缴同级财政。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济南市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奚玮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法政学院法律系，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提供证据责任；证明责任；负担
摘 要：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并从提供证据的立场把握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是难以解决问题的。考察举证责任制度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两大法系的举证责任理论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为其本质，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应为负担，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
一、证明责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举证责任概念。古罗马法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学者们概括的五句话中,即:“原告不举证证明,被告即获胜诉”;“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则无之”；“事物之性质上，否定之人无须证明”；“原告对于其诉，以及以其诉请求之权利，须举证证明之”；“若提出抗辩，则就其抗辩有举证之必要”[1] 。依照上述用语，那时所讲的举证责任，仅指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后来德国继受了罗马法上举证责任的概念，但也仅指证据提出的责任，当所争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其判决或依人格的优劣以定胜负，或对不提出证据者为不利判决，甚至出现回避裁判的情况不一而足。纵观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制定之初，依然残存着依宣誓制度以断是非的现象。 [2]
在举证责任理论发展的前期阶段，学者们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立场把握举证责任的本质，对举证责任的解释就一直为主观举证责任（又称行为责任，立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对这种传统观念最先提出挑战的是德国法学家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 Glaser)。他在1883年发表的专著《刑事诉讼导论》中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又称结果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确定责任，证明责任），把审理案件时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举证责任。他认为：真伪不明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它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是由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情况决定的。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作出裁判，这时必须确定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这就是举证责任的实质，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败诉的后果。
证明责任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举证责任概念的樊篱，提高了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宣告了诸如宣誓这样的证据外的制度的终结。
继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 Glaser)提出证明责任的概念之后，罗森贝克和莱昂哈德两位德国学者相继著书立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证明责任的理论，使之很快成为德国民诉理论界的通说。经过日本学者峙本朗昭博士所著其博士论文《举证责任的分配》的介绍，很快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学者奉行的通说。但是，证明责任成为通说，并不意味着证据提出责任的概念为证明责任所替代，而仅指在举证责任这个大概念下，又出现了证明责任这一层含义。[3] 目前，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司法解释中阐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区别。
英美学者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概念的含义有两个：一个叫证明负担(burden of proof)，另一个叫举证负担(burden of production)。《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举证责任区分为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当事人需要承担的两种独立的诉讼责任。证明负担又称说服负担（burden of persuasion），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结果，能够说服事实认定者(陪审团或没有陪审团审判时的法官)，对该责任的负担者作出有利的认定。否则，如果需加以证明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对该事实具有说服负担的当事人则承担由此而生的败诉后果。
举证负担又称提供证据负担（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是指不管是哪一方对争执的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均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张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主张的事实提出后，主张者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则拒绝将该事实提交陪审团审理，对方当事人也没有反驳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便将该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加以处理，决定主张者负担败诉后果。如果主张者就事实主张提供了证据加以证明，对方当事人就产生了提供证据加以反驳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如果不提供证据加以反驳，那就等于表明他对所争执的事实没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把这种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可以对不提供证据一方当事人作出败诉的判决。只有在主张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后对方当事人也提供了证据加以反驳，从而使该事实形成了争议，法官才决定将该事实提交给陪审团审理。所以，这种提供证据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是转移的，即原告提出证据证明之后就转到被告，被告也要提出证据表态。
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虽有着形式上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或说服负担为其本质，其存在意义在于防止法官拒绝裁判现象的发生，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不发生倒置、转换或转移；而提供证据责任则是举证责任的派生或非本质性方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发生转换或转移。[4]
二、我国关于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观点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未提及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这个概念，只有行政诉讼法第32条提到了“举证责任”一词。但是该条文并未解释举证责任所包含的意思。其含义只能由学理基于立法规定及诉讼规律，并参照国际惯例加以解释。
当前我国诉讼法学界，关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概括起来共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至于当事人是否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与举证责任并无直接关系。这种观点偏重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行为方面，而不顾及举证责任和诉讼后果之间的连接，因而称之为行为责任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括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由于这种观点将举证责任与诉讼后果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行为与后果两个方面对举证责任加以解释，因而称之为双重含义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由法律预先规定，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这种观点侧重于解决当案件事实于最终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判决何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因而称之为结果责任说。
笔者认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举证责任是一个总的概念，它又可以分为提供证据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在一般情况下兼指两者，但有时也可能仅指其中一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明确它的特定含义。尽管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总是负担着首先提供证据的责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提供证据来避免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证明责任并不是当事人不尽提供证据责任而承担的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不提供证据或提供不出充分证据，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当事人就不承担证明责任。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在承担责任的原因和条件、责任发生的时间、责任转移与否、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能否由代理人承担、能否强化等方面有着本质上的差异，[5]硬是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是不妥当的，也容易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将二者分开来解释，搞清楚它们的区别，使事实回到本来面目上去，对于解决理论和实践方面许多问题都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明确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如果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界限，忽略了证明责任的本质是一方当事人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负担裁判上的不利后果，必然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严重依赖法院，法院收集证据代替当事人提供证据，案件往往由于证据不足迟迟不能判决，法院工作陷入严重被动，办案效率与质量难以提高。二是有利于正确地理解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这两个术语的特定含义，指导司法实际工作，规范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活动以及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在败诉后，服判息讼。当事人在诉讼中虽然都要提出证据，但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与不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依照证明责任所提出的证据是本证。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为否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并已有证据进行证明的事实，或者为抵销本证的证据力而提出证明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相反的事实的证据，称为反证。在证明的程度上，本证要比反证的要求高。本证必须完成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明才能免受不利判决。如果本证仅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那么法院仍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不利诉讼后果仍应由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而反证的目的在于推翻或削弱本证的证据力，使本证的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达到提出反证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如果依职权不能调查收集到必要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应依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其不利后果仍应由提出本证的一方当事人负担。
三、民事证明责任的含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作为法院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一方因法院不能认定这一事实而承受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民事诉讼设置证明责任的目的，在于当案件事实真伪最终无法确定时，为法院如何裁判设定一种规则——谁对该事实负证明责任，就将由此而引起的不利诉讼后果判归谁负担。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要依据相关的实体法规定来裁判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这种裁判又必须借助对一定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来完成。但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无论是辩论主义还是职权调查主义下，民事诉讼中都难免出现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虽然法院对事实的真伪无法作出认定，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这是由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所决定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法院应当假定该事实存在，还是应当假定其不存在，这是作出裁判前必须作出的选择。显然，单靠证据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设置证明责任，即法律或者法院预先依据一定的标准将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于双方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如果该事实因存在某种原因而无需证明或者通过当事人提供证据或人民法院查证活动已经被证明，法院就无需借助证明责任下裁判；如果该事实未被证明，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就需要按照预先设定的证明责任，将不利的诉讼结果判归一方当事人负担。
证明责任的含义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所承担的责任。唯有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才能引起证明责任的适用。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是：根据司法三段论，法律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据此作出的判决即为结论。案件事实为存在，法律构成要件即发生法律效力，法官应裁判适用该项法律；反之，则裁判不适用该项法律。“在无法查明某一事实是否存在时，规定该事实要件的法规当然无从适用，由此因适用该法规而带来的法律效果也就不可能产生”。[6]因此当判断发生特定法律效果所必要的案件事实存在与否无法认定时，法官为使裁判成为可能，只能假定该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产生或不产生相应法律效果的判决，这只能依靠证明责任制度加以解决，让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是诉讼中难免出现的一种客观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裁判，证明责任就必然发生，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证明责任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案件事实真伪十分明确，谁负证明责任对于案件的处理都没有价值。第二，证明责任的适用条件是案件事实未被证明，而不是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责任是在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或没有证明时所承担的一种责任，而不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提出证据所要承担的一种责任，也就是说不是应进行证明活动所附带的一种责任”。[7]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未能充分履行提供证据责任，或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案件事实，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案件事实真伪分明，这时就不发生证明责任。第三，证明责任是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责任。一项事实主张，只会产生一个证明责任。对同一案件事实真伪不明引起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可能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诉讼的胜败可能是按比例的，即双方当事人各有胜负，但具体到某一个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所致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具体由谁承担则是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当我们说民事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都负担证明责任时，是指他们对不同的案件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即原告对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第四，证明责任的性质是法定的不利诉讼后果负担。第五，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承担证明责任。尽管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也要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和运用自己收集的证据，但由于证明责任不是指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而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的不利后果，因而不能据此认为人民法院也承担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只是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将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裁判由一方当事人承担。
四、从证明责任的本质看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向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种学说：1、权利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2、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3、权利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既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4、需要说，认为证明责任是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5、败诉危险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的危险;6、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承担的不利后果。
笔者认为，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的研究，不能离开证明责任的本质。证明责任的本质是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在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对证明责任法律性质认识上出现的观点分歧，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对证明责任的本质认识有所不同。除了败诉危险负担说和负担说侧重于从结果责任上来认定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以外，其他各种学说基本上都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区别，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的角度来认识证明责任的性质，都是试图通过回答当事人为何要负担提供证据责任和法律为何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来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加以认定。因此，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说、需要说都是值得商榷的。证明责任的性质应为负担，是当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负担的不利后果。败诉危险负担说称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风险，实有不妥。在当事人因起诉而引起诉讼程序开始时，证明责任自然随之而产生，只不过在诉讼终结之前对特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尚处于一种未然状态。避免败诉风险是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目的，证明责任负担的是败诉这一不利后果，此时的负担已不是风险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不利后果，风险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8]另外，从证据法设置证明责任制度的目的来看，主要是着眼于解决当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即将不利诉讼后果确定其最终归宿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江伟.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汤维建.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J].法学研究,1992,(2).
[3]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陈刚.证明责任概念辨析[J]现代法学,1997,(2).
[5]陈桂明.民事诉讼法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等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7]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外国民事诉讼法引论[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8]单云涛.民事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研究[J]政法论坛,1992,(2).
（作者简介：奚玮（1968--），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已在《政治与法律》、《人民检察》、《河北法学》、《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中国律师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法学论文30余篇。）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济南市托幼工作暂行规定
济南市托幼工作暂行规定
《济南市托幼工作暂行规定》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济南市代市长 谢玉堂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托幼工作管理，促进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家《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山东省实施＜幼儿园管理条例＞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托幼园所、学前班的建立、管理及其对学龄前幼儿的保育和教育工作。
第三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制定托幼工作规划，加强对托幼工作的检查监督和管理。
第四条 本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主管托幼工作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国家有关托幼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托幼工作发展规划；
（三）对托幼园所、学前班的级、类进行审定；
（四）负责监督评估和指导托幼园所、学前班的保育教育工作；
（五）组织培训托幼园所、学前班的园所长和教师，建立园所长、教师考核和资格审定制度；
（六）组织开展幼儿保育和教育的科研工作；
（七）协助卫生行政部门检查和指导托幼园所、学前班的卫生保健工作；
（八）办好示范性幼儿园。
各级卫生、财政、计划、劳动、人事、城建、商业等有关部门应当密切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共同做好托幼工作。
第五条 托幼工作的规划目标为：
（一）一九九五年前，市区普及学前一年教育，三岁以上幼儿入园率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九十；农村基本普及学前一年教育，三岁以上幼儿入园率达到或超过百分之八十；
（二）二○○○年前，市区和农村全部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市区和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基本普及三至六周岁幼儿的学前教育；农村其他地区三岁以上幼儿入园率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八十五。
第二章 托幼园所、学前班的建设和设立
第六条 “八五”期间，市和每个县区人民政府应各建设一所实验幼儿园，乡镇人民政府应各建设一所中心幼儿园。
提倡和鼓励各级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举办或者投资建设全日制、寄宿制、半日制、定时制、季节制的托幼园所和学前一年制幼儿班。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或者单位举办招收残疾儿童的特种托幼园所；鼓励托幼园所增设招收残疾儿童的特种班。
第七条 规划设计部门在规划新建居民小区时，应根据国家规定标准和实际需要规划设计配套的托幼园所；在旧城改造地区，要把托幼园所的改造建设纳入规划，就近扩建或者新建托幼园所。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建设小区配套托幼园所，不得擅自停建、缓建或者减少建设面积。
第八条 举办托幼园所、学前班应当坚持谁举办谁出钱，国家适当扶持的原则。
各级人民政府举办托幼园所、学前班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和设备购置费，由同级财政拨付；经常性经费由财政补助和向入园所、学前班幼儿的家长收取。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举办托幼园所所需经费，由举办者筹措，并向入托幼园所、学前班幼儿的家长收取。
第九条 举办或者停办市区托幼园所、学前班，必须经所在区的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在农村举办或者停办托幼园所、学前班，必须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登记注册，并报县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举办或者停办托幼园所、学前班。登记注册的条件和办法，要严格按照省、市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教育、保育和管理
第十条 托幼园所实行园所长负责制，并按《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规定配备教职工。
第十一条 托幼园所、学前班教职工参加托幼园所、学前班工作前必须进行体检，领取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并且每年应全面体检一次。对患有不适宜从事托幼园所、学前班工作疾病的，应当离职治疗或者调离工作。
第十二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式，对托幼园所长、幼儿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
托幼园所、学前班的教师、保育员在工作中要使用普通话。
第十三条 幼儿教育，应当贯彻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面向全体幼儿，热爱幼儿，体、智、德、美诸方面教育应当互相渗透，有机结合；
（二）遵循幼儿发展规律，符合幼儿年龄特点，注重个体差异，因人施教，引导幼儿个性健康发展；
（三）合理地综合组织各方面教育内容并渗透于幼儿生活的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各种教育手段的作用；
（四）创设与教育相适应的良好环境，为幼儿提供活动和表现能力的机会；
（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形式；
（六）使用国家或者省统编的幼儿教材。
第十四条 托幼园所、学前班应当严格执行卫生部颁布的《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切实做好幼儿生理和心理卫生保健工作。
第十五条 托幼园所、学前班的行政管理由举办单位和个人负责。
托幼园所、学前班招生编班应当符合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
托幼园所、学前班对烈士子女、家中无人照顾的残疾人子女和单亲子女入园所、学前班，应予以照顾。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财力情况对托幼工作给予一定专项补助。
托幼园所、学前班需向幼儿家长收取费用的，应当凭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按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托幼园所、学前班应当建立经费预算、决算审核制度，要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克扣。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托幼园所的园所长按同级小学校长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非农业户口的幼儿教师的管理办法和工资待遇按小学公办教师有关规定执行，农业户口的幼儿教师的管理办法和工资待遇参照当地小学民办教师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小学附设幼儿园、学前班的管理，要把小学附设园、班的管理工作纳入校长责任制，并作为教育行政部门评估小学管理水平的重要内容。
第四章 奖 惩
第十九条 对托幼工作做出显着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限期整顿、停止招生、停办托幼园所、学前班的行政处罚；教育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还要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登记注册，擅自举办或者停办托幼园所、学前班的；
（二）托幼园所、学前班房舍、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和安全标准，妨害幼儿身体健康或者威胁幼儿生命安全的；
（三）教育内容和方法违反幼儿教育规律，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
（四）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幼儿的；
（五）克扣、挪用托幼园所、学前班经费的；
（六）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者巧立名目乱收费的；
（七）破坏、侵占托幼园所、学前班房舍、设备或者其他财产的；
（八）干扰托幼园所、学前班正常秩序的；
（九）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
（十）在托幼园所、学前班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托幼园所、学前班采光的建筑和设施的。
罚款收入一律缴同级财政。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济南市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