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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秦沛沛


摘要：通过中国法治的内在因素和西方法治的内在因素的研究，找出中国法治症结所在——法律信仰的缺失。

关键词：法治 法律信仰 儒家思想 中国法治 西方法治

内容：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篇》中指出：法治具有双重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制定良好的法律。②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虽然以后法治的研究都未超出此框架，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不具有可操作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究竟何谓“普遍的服从”、何谓“制定的良好”。我国学者高鸿均曾这样看法治：“英美发系纵然内容繁多，简而言之，基于不过三维：一曰法律至上，法治之魂也；二曰司法独立，法治之制也；三曰正当程序，法治之式也。”同时他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法治之理，纵为金科玉律，若乏运行之制、操作之式，亦难免空头支票、空中楼阁，法治终空空也。③

法治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法治为中国的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而又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当今天我们又一次高扬法治之旗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的看一下西方的法治史，用对比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发展的轨迹。

二：西方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并明确提出前文所述的法治的两种含义。此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被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所普遍接受。法治内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治的形成要由生活在具体社会场合和背景下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信念、制度和活动来赋予其含义。从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老秀斯，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杰斐逊等，都沿着亚里士多德这一法治公式在构建法治国。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问题。④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其实，纵观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他们无不是神学派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个道德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自然映现。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其中教令法的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当两者相争时，必然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尺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合适的尺度就是法律，可谓渔翁得利啊！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王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力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世俗王权的一些权力也构成了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⑤在法律的最高统治下，世俗王权和教会和平共处。

在基督教徒眼中，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此时的法律已被当作上帝的意志。因此，教会制定的一系列教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同时也被无条件的遵守。正因为此，经过历史的渗透与沉淀，宗教以把西方的法律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将法治深入人心，让人民从内心里接受法律、服从法律。在这个时期，法律至上观已被确立起来，这为西方法治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三：中国法治溯源

春秋后期，郑子产铸刑书，是中国成文法诞生的标志。之后成文法在诸侯各国普遍化。到秦国时，受法家思想支配的秦王朝采用酷刑，并有了“焚书坑儒”的一幕。

其实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在治国方略上，就存在是依靠法律行政即法治⑥，还是依靠道德教化即德治两种主张的论争。在秦朝时，采用的“法治”，到了汉代，就改头换面的全部用儒家思想来武装了。汉代的法律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干，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发着思想光芒的充满人文气息的道家、崇尚“依法治国”的法家一同埋葬。从那时起，中国人民时刻生存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历代不但礼法、礼率并称，礼书和法典并列，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而且在审判决狱上，更受汉代的春秋决狱的影响。⑦儒家思想无论从年代的久远（从汉武帝时到清末）、从实施手段上（作为历代治国方略）、从群众基础上（举国上下）等方面看，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思想领域有绝对的发言权，它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甚至外交，在当时的地位不亚于当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在的地位。

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总体思想特征有四：一是崇礼；二是纳仁入礼；三是德主刑辅；四是重视教化。孔子在法律方面推崇德治和人治。他曾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⑧

在先秦的各学派争论中，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形成了对立。⑧儒家坚持“德治”，他们的主张为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即德治治国根本的传统观念。儒家学派重德轻刑，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继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以德治作为理想的治国手段，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以德治国和政治传统实践，与儒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如何理解德治呢？孔子从人性善论⑨出发，认为人皆有仁心，此心是与天地之大德相通的，故良好的治理应该是仁心的运用，是仁政。他认为德治强调教化优先，刑威于后，把人看作自主自为的道德主体，而非国家暴力强制的对象。

那么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作何理解呢？在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在早年时认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哲学王”统治的国家。一个最符合正义的国家，当然只能是由哲学王来统治。这是典型的“人治”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他理想中的哲学王，遗憾的是，他终生没有找到。在他晚年时，他退而求其次，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使统治者变成哲学家，那么就应该实行以法治国。柏拉图的终点正是西方法的起点。

儒家思想同样也推崇人治。孔子提出为政在人，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至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存在着争议。综观几前年的封建统治，笔者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人治应是君主专制。他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始终站在一个理性的构架上，并最终实现了法治的回归，使法治走入正轨；而孔子以人本善为根基，始终认为个人的权力和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框架下，将中国的法治引入偏离的轨道，并使之越走越远。

无论是德治还是人治，儒家不重视法律的作用，这是法治发展致命的。它只是将法治作为后补手段，一种惩罚措施，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儒家伦理影响下的社会规范，基本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情、理、法皆不外起规矩节度，法律列于最末。布莲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维系社会功能远比道德、风俗、教化等小，相对于其他社会，其运作功能也来的微小，这种规范的一致性，并未使中国传统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被害人无处申诉，只能诉诸形式上的力量，往非理性的路上求出路。在人们传统思想里，法律的威慑力远远大于法律的对自身的保护性，也就是在常人看来，法律是恐惧的。这种思想下只能培养人民对法律的反抗情绪，遵守很难做到，更别提服从了。这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根本背离的。瞿同祖先生说：“儒家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可是它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政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的原则，与法理无异。”⑩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法治发展受限的根源所在，也成为当今发展中国法治的一大障碍。

四：中国法律信仰思考

面对差距，我们不得不进行深思考,不得不转换思维方式，从上到下的思考与转变。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的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⑾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理论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把法治作为法律理想的中国, 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法制,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须把法律作为被信仰的对象。牢牢把握法律信仰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尽早实现国人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

中国正从人治向法治社会迈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漫长、曲折、艰巨的过程。它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连。中国的法治一直以来都是走的感性路线，没有形成一个从上至下的法律理性体系，而这些在西方国家早以被讨论、争议、并永久地实施了下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还要存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把权力让度于法律，将法律看做保护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机器”，我们的法治之路会走的顺利些。

参考文献

②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黄浦江防汛墙保护办法

　（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８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２５号令发布）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本市黄浦江防汛墙的保护管理，保障防汛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和《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定义）
　　本办法所称黄浦江防汛墙，是指在本市市区范围内的黄浦江沿岸建设的、具有挡洪防潮能力的城市堤防设施，包括护坡、桩基、墙身、底板、承台及抢险通道等。


　　第三条　（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
　　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是指黄浦江干流浦西吴淞口至西河泾、浦东吴淞口至闸港和支流各河口至第一座水闸之间的防汛墙及其墙体外缘水域侧５米、陆域侧１０米范围内的全部区域。


　　第四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养护、管理工作及其他有关活动。


　　第五条　（主管与协管机关）
　　上海市水利局（以下简称市水利局）主管本市黄浦江防汛墙的保护管理工作。
　　市水利局所属的上海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以下简称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负责黄浦江防汛墙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政局）所属的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负责其中市政公用岸段防汛墙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
　　本市规划、港务、海监、航道、公安、财政等部门应当协同防汛墙管理部门做好黄浦江防汛墙的保护管理工作。
　　各区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所辖范围内黄浦江防汛墙保护管理的组织落实工作。


　　第六条　（养护责任）
　　市水利局负责黄浦江防汛墙养护的规划、组织、指导、协调、督促工作。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负责黄浦江防汛墙养护的具体组织、指导、督促工作。
　　黄浦江防汛墙的养护责任，按下列规定分工：
　　（一）沿江专用岸段的防汛墙，由所在单位负责；
　　（二）外滩地区等重要公用岸段的防汛墙，由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负责；
　　（三）市政公用岸段的防汛墙，由市政工程管理处负责；
　　（四）其他公用岸段的防汛墙，由所在区的防汛墙管理部门负责。
　　沿江专用岸段的防汛墙，由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与养护责任单位落实养护责任。


　　第七条　（养护责任变更登记）
　　沿江专用岸段防汛墙的养护责任单位发生变更时，原养护责任单位应在变更前持与养护责任接受单位签订的养护责任变更协议，到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申请办理养护责任变更登记手续。养护责任的转移，以养护责任变更登记手续办结时为准。
　　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对沿江专用岸段防汛墙养护责任变更登记的申请，应当及时办理，并同时与养护责任接受单位明确、落实养护责任。


　　第八条　（养护技术规定和标准）
　　市水利局应当根据国家及本市的有关规定，制订黄浦江防汛墙维修养护技术规定和标准。


　　第九条　（养护责任要求）
　　黄浦江防汛墙的养护必须按照本市防汛墙保护管理工作的要求进行。养护责任单位应当落实专人负责日常维护，定期检查，及时维修，按期完成；对各种危害防汛墙安全的行为加以制止；发现防汛墙损坏时，立即向防汛墙管理部门报告，并采取临时应急措施。


　　第十条　（维修养护监督）
　　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黄浦江防汛墙设施和维修养护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有关养护责任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维修养护任务，并严格按标准验收。
　　在汛期到来之前，市水利局应当会同市市政局对黄浦江防汛墙设施做好全面检查工作，督促养护责任单位落实有关渡汛措施。接到黄浦江防汛墙设施损坏或者有关险情的报告时，防汛墙管理部门应当立即责令有关养护责任单位修复，必要时应当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督促修复，并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一条　（禁止行为）
　　在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船舶、竹排、木排等水上运输工具在行驶中碰撞防汛墙；
　　（二）在５米抢险通道内行驶２吨以上车辆；
　　（三）改变防汛墙主体结构；
　　（四）带缆泊船或者进行装卸作业；
　　（五）打桩、爆破；
　　（六）危害防汛墙安全的其他行为。
　　在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外的附近地区从事施工或者作业，不得危害防汛墙的安全。


　　第十二条　（限制行为）
　　在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下列行为，必须事先经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同意；其中涉及市政公用岸段的，须事先经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同意：
　　（一）堆放货物、安装大型设备；
　　（二）搭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
　　（三）取土、开挖、敷设各类地下管线；
　　（四）疏浚河道；
　　（五）从事可能影响防汛墙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墙体凿洞开缺行为的限制）
　　确因建设工程需要，必须在黄浦江防汛墙上凿洞、开缺的，应当事先报请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同意，由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报请市防汛指挥部批准；其中涉及市政公用岸段的，应当事先报请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同意，由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报请市防汛指挥部批准，同时抄送市水利局备案。
　　对实施上述行为的申请，受理单位应当在受理后的１５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第十四条　（维修养护费、运行管理费的列支）
　　黄浦江防汛墙的维修养护费和运行管理费按下列规定列支：
　　（一）沿江专用岸段的防汛墙，在各单位缴纳的堤防维护费的返回部分中列支；
　　（二）外滩地区等重要公用岸段防汛墙以及部队和市属事业单位负责养护的其他岸段防汛墙，在市堤防维护费中列支；
　　（三）市政公用岸段的防汛墙，在城市建设维护费中列支；
　　（四）其他公用岸段的防汛墙，在各区留存和市财政返回的堤防维护费中列支。


　　第十五条　（抢险应急工程经费）
　　黄浦江防汛墙抢险应急工程经费，应当先从市防汛抢险应急费中垫支，事后按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经费申报程序）
　　黄浦江防汛墙维修养护经费按下列程序申报办理：
　　在每年１０月前，各单位应将下一年维修养护计划报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由市防汛墙建设管理处综合平衡并编制年度工程计划和用款计划，经市水利局和市财政局共同审核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区财政部门按专项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拨款并监督使用。


　　第十七条　（防汛墙设施的综合利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综合利用黄浦江防汛墙设施时，必须保护防汛墙功能的正常发挥，并承担相应的养护责任。


　　第十八条　（处罚规定）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防汛墙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侵害，限期补救，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改变黄浦江防汛墙主体结构，在防汛墙保护范围内打桩、爆破，未经同意取土、开挖、敷设各类地下管线，擅自在防汛墙墙体上凿洞、开缺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
　　（二）在黄浦江防汛墙上带缆泊船、进行装卸作业，或者擅自在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内疏浚河道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在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内堆放货物、安装大型设备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
　　（四）船舶、竹排、木排等水上运输工具碰撞黄浦江防汛墙，擅自在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内搭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
　　（五）在５米抢险通道内行驶２吨以上车辆的，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六）黄浦江防汛墙养护责任单位发现防汛墙损坏不立即报告并按期修复，黄浦江防汛墙养护责任单位发生变更不按规定办理养护责任变更登记手续的，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处罚程序）
　　黄浦江防汛墙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没款应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据。
　　罚没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


　　第二十条　（赔偿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黄浦江防汛墙损坏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复议与诉讼）
　　当事人对防汛墙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条　（执法者违反行为的追究）
　　防汛墙管理执法人员应当遵纪守法，秉公执法。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枉法执行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应用解释部门）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１９９６年５月１日起施行。